唐人街 ２ モスクワにもどる：中国人ソ連留学生の物語 （下）1/4

唐人街 ２ 重返莫斯科：中國留蘇學生的故事 （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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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2003 年十月的莫斯科，俄羅斯的心臟。這是一個曾經讓幾代中國人向往的地方。然而現在在我們眼中，這個面積是五個北京那麼大的城市裡現出一種新舊雜陳、複雜矛盾的景象。莫斯科有 1000 多萬人口，在這茫茫人海中我們找尋到了幾位 50 年前曾經在莫斯科大學求學的中國老留學生。鄒厚工、韓存禮以及陳先夫婦他們當年回國後盡力了許多坎坷和磨難。80 年代中後期，隨著兩國關係逐漸解凍，他們又回到了莫斯科，這個牽動自己一生榮辱的地方。

這裡是莫斯科市內一套蘇聯時期修建的住宅，現在看起來顯得陳舊而狹窄。70 歲的鄒厚工就住在這裡，他來莫斯科生活已經 13 年了。由於多年的眼病在 20 幾年前他的視力就逐漸喪失了。現在每天照顧他生活起居的是老伴貴霞。然而 40 多年前鄒厚工的第一個妻子是一位俄羅斯姑娘柳芭。那是他在莫斯科大學留學時認識的。1958 年當鄒厚工完成學業準備回國時，他們已經有了第一個孩子傳蘇。

鄒厚工：回去的時候就跟她站薹上告別，就只有她帶著孩子。那時孩子已經四個月還很小，她推著小車來送我。我說，你趕快辦手續吧，手續辦好了，半年以後就可以上飛機。那時候就（離開）莫斯科我們中國地大物博有的是工作，像你會俄語肯定可以給你安排工作。她當時是四年級學生，還差一年（畢業）。

1959 年當柳芭畢業後，她來到北京和鄒厚工相聚。那時鄒厚工在航空物探部門工作，柳芭後來在北京廣播學院擔任俄語教師。此後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傳華出世了。姐妹倆的名字寓意著這對異國夫婦對中蘇關係的美好願望。這個家庭也在北京度過了一段平安快樂的生活。

鄒厚工之女 鄒傳華：
在北京的時候我跟大家在一塊玩，我覺得非常開心，從來沒有想到我和別人有甚麼不同。只不過有一次印象特別深就是我在幼兒園，突然小朋友就喊，外國人，外國人。我說，哪個外國人，我覺得奇怪。我沒有覺得我是外國人，他們說外國人在傳達室，我在院子裡，我就跑到傳達室旁邊去看，看到我媽媽在那打電話。哦，原來意思就是我媽媽是外國人。我原來一點這個意識都沒有。

從 1956 年的蘇共二十大開始，中蘇關係已經平靜的表面下出現了暗流。兩黨的分歧和論戰也越來越激烈，最終到 1965 年的 19 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中蘇兩黨的關係徹底破裂。蘇聯撤走了所有在中國的援建專家，終止了一起和中國的經濟技術合作。在兩個關係的陰霾下鄒厚工的家庭不得不面臨分離。

鄒厚工：65 年她就決定要帶一個孩子回去。傳華性情沒有姐姐那麼開朗，所以我想她回去以後說不定受到蘇修的反動影響，會把家都忘了，國家也忘了。我們就白白的生了一個孩子。所以我就不同意老二（離開）就把傳華留在身邊。這樣傳華的命運就這麼定下來了。

鄒傳華現在是莫斯科廣播電台的華語播音員。由於從小跟隨父親在中國生活，所以她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1965 年當父母分離時她還只有6 歲。

鄒傳華：這是我母親、父親，這是我、姐姐。這還有 1965 麗影，北京。在北京照的。我們全家好像每年至少要去一次照相館，全家合影。這一年也就是我們分手之前了。

記者：那就是分開前的最後一張合影。

鄒傳華：應該是吧。

記者：還記得分開時的情景嗎？

鄒傳華：我和我父親到南京的時候，我們先坐上火車，我母親來送。我就記得兩個人就擁抱在一起哭流眼淚，這我有點印象。因為旁邊的人都圍著看，車廂裡的人或者站台上的他們可能覺得不可理解吧。反正我當時這個印象特別深，哭得非常傷心，非常傷心。

記者：有沒有想過甚麽時候再能見面？

鄒厚工：我想三年，我當時想，65 年，我想最多 68 年中蘇關係會恢復過來。畢竟是共產黨都是馬克思的子弟。怎麼會長期為了一點理論上的事情就鬧得那麼害呢？ 我說你們去三年，我們就都回來了。

然而事與願違他們一家人從此天各一方杳無音信。鄒厚工本人更是因為曾經留學蘇聯已經跨國婚姻的原因，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

鄒厚工：剛開始就是進行批鬥，然後是隔離審查，最後就把我送到南京看守所。在那個地方隔離審查了七年多，加起來一共是 10 年。

鄒傳華：一開始非常高興，因為很小嘛，沒有人管了，我可以把同學們一齊教導家裡來，捉迷藏，玩，沒有大人約束了，很自由。後來慢慢的覺得不是那麼回事。老也見不到親人，而且慢慢的也有一定壓力了。聽到周圍的人在說，她爸爸是壞人，媽媽是壞人，蘇修特務甚麽的，還是感覺到有壓力的。有時候晚上睡覺，一個人就不敢關燈，開著燈睡。

記者：那段時間您想過甚麽時候自己還能獲得自由？

鄒厚工：我想我遲早是會自由的。那是因為蘇聯的這一套我經過了，我就明白了。我們中國可能正重複著蘇聯這條路，要等待若干年後，才能把這個事情平反過來。我只要保住我的命，我不要把這個命丟了。留下來，我能看到幸福的那一天的。

1979 年他們父女倆終於又見面了。

鄒傳華：第一次見到，我爸爸那時候眼睛已經幾乎失明了，就用手這麼來摸，哎呀，說女兒都這麼大了。我跟他離開的時候我那時 10 歲 11 歲，一下子隔了七八年才見到，我真是已經長成一個大姑娘了。後來我爸爸也流眼淚很激動，我也是。我覺得終於看到我爸爸了，好像是在做夢一樣的。我現在想想應該說盼了很久很久。

記者：你有沒有跟他探討過這個問題？ 到底是甚麽造成你們一家分離？

鄒傳華：怎麼說呢，我父親他一直是這樣，他說，這是兩個國家的關係不好，我們只不過是歷史車輪下的小螞蟻，我們的命運就和國家的命運聯在一起。

和鄒厚工一樣，韓存禮和陳先也是 1958 年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回到中國的。他們這批留蘇學生都滿懷報國之志希望馬上投入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中。然而他們回國後，對當時國內的政治風雲變化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