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铭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6.19）

　　　

　　　　　　　　　　 绝密
　　　　　　 李锡铭同志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19日上午

　　我们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完全拥护李鹏同志刚才的讲话。现在，我和希同同志作一个联合发言，讲四点意见。
　　一、两个月来北京发生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问题出在党内，是长期支持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赵紫阳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几年，社会思想混乱，精神污染严重，各种非法组织活动猖獗，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最根本的原因，是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得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1986年末和1987年初，针对当时极少数人借学潮之机，大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是，这场教育和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干扰，没有能够持续地开展下去，只搞了三个多月，就半途而废。1987年5月13日，他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上，匆匆忙忙地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失去了公开的市场”。尽管也说了一些要“深入”的话，实际上是把这场教育和斗争停了下来。去年6月，一些人再次借学潮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把这些材料如实地报送中央、向赵紫阳提出建议，要大力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尽快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状况。但是，他对我们的意见不以为然。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反复强调“不要仅仅归于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泛泛地说四项基本原则”，“不要一般地说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只要把改革的成就、改革所处的阶段、怎样看待改革中的问题等等讲清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赵紫阳同志这样讲，实际上是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去年来，有几个方面的动向，很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去年上半年，新闻界、理论界、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事体制改革的部门，有些人通过写文章、作报告、办训练班，大搞拥赵活动，把赵紫阳同志吹得神乎其神，似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是邓小平同志，而是赵紫阳同志。一些港台报纸也紧密配合，遥相呼应，登了不少吹捧赵紫阳同志的文章。二是去年下半年，一些中央部门出的报刊，采取影射的方法，什么“垂帘听政”、“老人政治”、“封建专制”等等，反对小平同志的思想、路线、政策，一直到旁敲侧击地对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三是今年来，各种狂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非法集会纷纷出现，各种“论坛”、“沙龙”、“研究会”、“座谈会”、“名人名家联谊会”频繁活动，混淆黑白，搞乱人的思想，毒化政治气氛。他们中间有的人不仅在社会上进行明目张胆的活动，而且打入企业、机关、团体，一直打进中央国家机关和一些领导部门。面对这些反常的现象，赵紫阳同志不闻不问，满不在乎，对某些活动甚至颇为欣赏。事实上起了支持、鼓励和纵容的作用。今年北京的学潮来势这样猛，很快就发展成为政治动乱，接着就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长期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是个根本原因。
　　这次动乱当中，万人大游行接连不断，两次发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华门事件，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咒骂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肆无忌惮，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我们向中央作了充分地反映，急切地希望赵紫阳同志听取汇报，研究对策。但是，赵紫阳同志却抱着一种我们实在无法理解的态度，毫不在意，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发生了上万学生冲大会堂东门的事件，赵紫阳同志在四楼上看得一清二楚的，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却若无其事，转身就离开大会堂打高尔夫球去了。当时在场的同志以及保卫人员对这种举动十分不满，连日本商社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了讽刺挖苦的话。
　　五月初，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拿出了一个准备在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征求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我们建议在讲话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思，希望这样能够对学潮和动乱起一点扼制的作用。但他根本不予理睬。5月10日，中央通知我们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学潮和动乱情况，我们准备了材料，但赵紫阳同志却根本不听，而是大谈什么“透明度”、“司法独立”等问题，还说什么“我们过去往往是原则和行动背道而驰，我们党对我国的宪法就是根本不打算执行的”等等。在这个会上，我们提出新闻界存在某些自由化现象，对这次学潮起了不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他不但不同意这种看法，反而要我们去向这些舆论寻求“共同点”。
　　近几年，赵紫阳同志一再贬低党的领导作用，贬低思想工作的作用，贬低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87年秋在北戴河会议上讨论十三大报告的草稿，他在谈到如何规定省、市、自治区这一级党委的职能时，提出了一个所谓“介乎”中央和基层之间的奇怪概念，甚至同国民党的省党部作类比，实际上是想取消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作用。后来，对基层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他完全违背小平同志对监督保证作用的论述，自己提出了一个所谓“类似于机关党委”的模糊概念，实际上是抹煞了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承担的重大政治职责。接着，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又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似乎党在这方面犯了什么根本性的错误。直到今年3月的一次座谈会，他还认为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委只不过处于“协助”地位，而不承认它是党的首要职责。此外，他还提出了工会要同党“保持距离”的主张，抹煞了工会是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纽带的性质。正是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近几年，“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作用淡化”等谬论甚嚣尘土，党的建设被削弱，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群众工作被削弱，政工干部队伍被削弱；而那些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却从赵紫阳同志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变本加厉地攻击党的领导，污蔑思想政治工作，丑化政治工作干部，以求达到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这些年来赵紫阳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支持和纵容，是这次学潮演变成为政治动乱，进一步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主要原因。赵紫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邓小平同志4月25日的讲话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赵紫阳同志从中作梗，学潮早就可以平息。
　　耀邦同志逝世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呼应和策划下，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暴烈的学潮。几天工夫，各种大小字报、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公开提出要“打到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4月18日、4月19日，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4月22日追悼会后，学潮更是变本加厉。一些人扬言要“联合工农，打到暴政”。游行、集会此起彼伏，演讲、传单到处可见。非法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积极插手。短短十天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极少数人利用学生的邀请，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和失误，发动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4月24日晚，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我们的意见，要求我们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平息学潮，稳定局势。第二天，小平同志对学潮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从性质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动乱。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正确指出了问题的性质，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社论发表后，大家觉得心里有了底，工作有了依据，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采取措施了。市委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沟通思想；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努力争取中间群众；开展各种对话活动，使政府同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缓解的可能；同时，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学潮向社会蔓延。
　　事实证明，这些工作是取得了成效的。由于4月26日社论的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7日游行时打出的是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等标语口号。同时，学潮的温度也明显下降。他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人数由三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二万人，围观和支持的群众也大为减少，对话的积极性也不那么高了，有的学生说：“要对也对不过政府”。非法的学生组织只不过盼望使自己的组织合法化，以便作长期斗争。“五四”游行之后，学潮的头头们就宣布次日复课，转入校内民主斗争。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复了课。显然，这场学潮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由于赵紫阳同志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使得已经接近平息的学潮波澜又起。本来，在朝鲜期间，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赞成4月25日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回国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的社论。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但，打了气。
　　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同志，对赵紫阳同志的那番讲话感到迷惑不解，无所适从。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闹得这么凶，究竟是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生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处境十分困难，有的痛哭流涕，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本来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已经见到成效，一时向我靠拢的教师、学生顿时又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倒向了另一边。当时，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非常难办，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5月10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我们的汇报。我们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另一次会上，我们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追问：“谁把你们被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那几天，一些中央的舆论单位对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公开给予支持鼓励，而对同动乱分子作积极斗争的同志却给予不断的压制和打击。上上下下不少的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连游行的痞子也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被出卖了”。当时我们确实处在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我们想办也办不了。
　　同我们的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已经复课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5月4日当晚听了赵紫阳同志讲话，就重新宣布罢课。同政府对话的条件，也大大提高了价码，甚至以“政府无诚意。”为借口，发动了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为时7天的大绝食，造成极大的社会震动。在某些舆论部门的煽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全社会的介入，从5月16日至19日，声援学生的群众大游行由几万人扩大十几万人、几十万人。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幕后策划动乱的人赤膊上阵，走上前台。一些自称“受党中央委派”的人，与非法组织勾结起来大肆活动。一些新闻界的人士也登台亮相，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展了大串联，24个大中城市相继爆发了游行、示威、静坐、绝食，24多万学生进京。戈尔巴乔夫访华等重大国事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国家政治生活失常。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借会见戈尔巴乔夫之机，把邓小平同志推了出来，愈加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一时间，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一些人扬言要用群众暴动的方式“推翻李伪政权“、”打倒邓、扬、王、李新四人帮”，甚至扬言要在“三天之内建立新政府”，而且造谣“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已脱离伪政权”“30多个国家已断绝同伪政权的关系”，“世界各大银行已冻结对中国的贷款”，还有人居然敦促北京市委、市政府同“李伪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一些人扬言要建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北京区政府”，以取代合法的市人大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各种社会中渣滓纷纷跳了出来，组成“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要充当反革命夺权的突击队。动乱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同赵紫阳同志这一段的所作所为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赵紫阳同志是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
　　三、从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赵紫阳同志把自己摆到了党的对立面，出现了许多极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搞清楚。
　　在动乱急剧发展，形势迅速恶化的重要关头，赵紫阳同志在政治局的常委会上，公然主张接受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要求，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而且伪善地说，这件事情可以由他来承担责任。赵紫阳同志这样搞，究竟想到什么目的，是很清楚的，是任何人也欺骗不了的。政治局常委坚决否定了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赵紫阳同志在他的目的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此要挟中央，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党内最高的核心机密，为什么那么快就泄露了出去？5月19日，自称“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进行绝死的斗争”。在如此露骨的挑动下，动乱更加升级，在连续几天的大游行中，打出了大量的标语口号，一方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棒赵紫阳同志，呼唤“还我紫阳”，“党无紫阳，国无指望”，“紫阳出来，伸张正义”，“党的总书记，人民需要您”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赵紫阳同志在中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谁知道，赵紫阳同志的身边有一个“智囊团”。这个“智囊团”的有些人，在这次暴乱中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5月19日，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发展中心研究所”、“中新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四家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和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实际上是把戒严的决定暴露了出去。在这个《声明》的指挥下，果然在当天晚上，为了迷惑群众，绝食变成了静坐。同时，军队即将进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如此肆无肆无忌惮地泄露机密，如果没有很硬的后台，是没有人敢这样干的。
　　这里必须搞清楚的是，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由政治局常委内部商量决定的。这样的核心机密是通过什么人走露出去的，不搞清楚能行吗？现在已经抓获的“高自联”的头头供认，5月19日下午四点，的确有人以“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这个消息。难怪在国务院宣布戒严之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有足够的时间，煽动青年学生和不明真象的群众，到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阻止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执行任务。甚至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也险些无法举行。这么高度的机密，就这样被泄露出去，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颇有感受，好几次我们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说的一些话，很快港台报刊就披露出来，是谁给他们通的气？这说明，在我们党的最高层，有内奸，有黑手。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都能先我们一步，往往使我们陷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这些问题必须追根寻源，彻底查清，否则将会给我们留下无穷的隐患。
　　四、几点建议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最近几年，思想混乱，社会震荡，学潮不断，以致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象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为此，我们对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１、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旗帜鲜明地、实实在在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百年实践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治国、建国之本。坚持四项原则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经常性的任务，而不是突击一阵能奏效的；不能形势稍有好转，就把四项基本原则抛到一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而是要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起引导作用，对一切错误的东西起抵制作用。一定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化、经常化、制度化，一定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把宣传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顺利地发展。
　　２、要下最大的决心，用足够的精力，拿出相当的时间，认真做好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既要坚决打击社会上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又要深入清理内部，绝不容许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的人占据要害部位。在彻底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基础上，建议进行第二次整党，消除在政治上同党相对立的以及不合格的党员，保持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如果不下决心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搞彻底，如果不在党内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整顿，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
　　３、经过这次动乱和暴乱，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确实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现在虽然在政治上控制了局势，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赢得人心。因此，当前要下决心办几件事，首先是在消除腐败、惩治官倒、治理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切切实实办几件深得人心的事。把人心争取过来，把经济搞上去，今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办公室翻印 1989年6月28日

〔蔵書目録注〕

　上の赤字にした部分は、『最後的秘密』　新世紀出版社　2019年5月　では、欠頁となっている部分である。　

「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3 （1989．4.24）

　　　
　　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潘维明说，耀邦逝世的消息怎么也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昨天，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看了很多大字报。我突然感到这个气氛和1976年的气氛十分相象，一方面感到很激动，一方面又感到很悲哀。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方面没有进步。78年我考入，北大，担任了一届学生会主席，有两件事耀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77、78届同学发起为老校长蔡元培和李大钊建造铜像的活动，虽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遇到了一些有极左思想人的反对，在很困难的时候，我给耀邦写过一封信，他委托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转告北大学生会的同志们，说他支持这个活动。第二件事，当时北大党委的工作非常困难，面临如何对待学生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有人提出要在北大抓千分之五的反革命，要开除学生。韩天石同志当时讲，千分之五的概念是北大8千人中要抓40个反革命，我到哪里去抓这么多反革命，当时耀邦坚决支持了北大党委的这个意见，当时耀邦领导的中央确实理解学生，理解北大党委的工作，所以学生更加热爱我们党，所以在天安门游行的时候，北大打出了 “小平你好” 的标语。
　　后来在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更体会到了耀邦对青年干部的一片爱心。我第一次见耀邦是在1985年，当时和芮杏文同志两人去机场接他，在机场他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讲到了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构思，我们也汇报了上海开展文化发展战略方面的想法。他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后来有两次参加书记处的会议，讨论我们这个文化发展战略提纲的时候，耀邦有几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讲到我们当时在文化上准备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打破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习惯，要给我们的知识分子、给我们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发放长期护照，允许他们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广泛活动这么一个设想时，耀邦就说，“不要怕人不回来，他不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会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不回来，他的孙子孙女会回来，就是他们人不回来的话，他还会把钱寄回来。所以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出去的人学到了东西只有对我们有好处。” 这在当时对我们启发特别大。
　　1986年学潮前夕，他在上海，丝毫没有即将要下台的感觉，仍然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谈上海的发展，看了上海的10个郊县，专门组织科教文卫体新闻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他进行座谈，当上海杂技团团长汇报到了由于实行了文化发展战略，该团有了自主权，能够在世界杂技舞台上自主签订合同，第一次到日本演出45天就赚了150多万美元。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这个总书记就爱听你们讲这一些，你们知识分子富起来了，我就高兴了。当时也提了很多意见。后来这些艺术家们讲，和耀邦在一起，就象解放初和周总理、陈老总在一起那样。后来我到了电机厂，发现86年的这场反自由化运动，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是不得人心的。在天安门看到，我们的年轻一代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有希望的，我对国家的前途并不担忧。
　　理论家、科技日报副总编苏长江说，民心向背确实是考验一个人最主要的标志，对耀邦同志的评价，想了半天，我觉得刚才大林的话最合适，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相处时间比较短，到党校去的时候在他底下的理论研究室工作，经常在一起讨论文章，与他在一起真感到是和人在一起，不是跟那种官、假人在一起。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悼念耀邦呢，就是因为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老老实实的人，不是那种搞阴谋诡计虚假的人。我有机会与吴明瑜在8月27日的下午去看他，也是谈了很长，从下午2点半一直谈到6点钟，有两句话他讲得非常感人，我们都觉得对他处理不公平，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很大的历史功绩。他没有那么想，而是说：“我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地位，第二个没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现在想起来，实际上他还有第三个没想到，即他的逝世会给我们祖国的历史带来这么大的深刻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作为一面改革的旗帜，虽然人离开我们了，但这面旗还在指导我们。他确实是关心人，我们去，他几乎把所有在座的人一个个都问到了，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他问到吴江同志，老吴（明瑜）说他不太愿出来。我说要劝他出来走走。他就说要把他拉出来！他总是想别人，其实他自己日子更难过啊！他挨个地讲，挨个地说。那天他还说到 “多么年来的经验，有四种人要慎重又慎重来对待：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一种人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理解、要宽容；一种人是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是民主党派。”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还是有信心，那天他还问我们：“你们对形势有什么估计啊？” 还说：“改革很艰难，但是决不能后退，一定要改革。” 我们临走已站起来了，他还鼓励我们说：“现在要依靠三个左右，一个是70岁左右、50岁左右、60岁左右的人，大家要努力，要把改革搞下去。” 14日晚我给他家打电话，德平不在，是德华接的，德华说父亲病了进医院后，一度有点险情，心脏停跳那么几秒钟，没有通过助搏器，他自己又跳起来了。德华还说这么句话：“老人家生命力还挺强” ，还说 “按医生说法，危险期是一个星期，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明天是最后一天” 。回来我就打电话告诉老吴，老吴还说等他好点了，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他。第二天一回来，听人说老吴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下糟糕了。‥‥‥
　　李锐插话说，最近我和他谈话望他保重身体，我说你只比我大一岁半，他说我73的门坎过了，中国有句古话，73、74嘛，他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乐观的，（吴明瑜插话：他没有任何器质性毛病）他不相信他自己有心脏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说，我很敬仰耀邦同志，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他（孙长江插话：那天他专门问了显扬，问了好几句）。87年的变故之后，外电有很多报道，其中说到我们老苏还有在坐几位是耀邦的社会基础，很荣幸我也被列在其中。从那以后更感到有一种命运上的联系，尤其关心他的健康问题。这次他得病后我总在探望他的病情，13日还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情况还是很好的，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憋了好久，我对德平讲，等到耀邦健康恢复的时候，我要求见一次，承蒙德平厚意，等他恢复健康后一定安排。我知道耀邦多次问起我的情况，包括我住的破房子他都问到几次。15日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人闷住了。这几天心情很压仰，耀邦去世前后，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陡然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非常注意悼念活动，我在天安门发现，耀邦是属于人民的。一个领导人去世之后，能够激起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界这么样巨大的悲痛，我觉得这是对他很好的评价。我敢说，在中国领导人里面，他的去世能引起全国人民这么大悲痛的，也许很少。耀邦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 “四人帮” 以后，经过三中全会前后的这场努力，他支持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党的思想路线引导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我们这个党才从沉痛的教训中看清了当代中国的走向，耀邦站在当代中国历史潮流的前头，在引领着这个历史潮流的前进。他坚持民主，记得81年他当党的主席的时候有篇演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的任务仍然是领导人民争取民主”，“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句话很多人是不赞成的，想砍掉，由于耀邦的坚持，这句话没被砍掉。他自己作风非常民主，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把民主看成中国的希望，在现实的环境里，他要彻底扭转局面是不可能的，所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使得我们党的政策体现一种公正、人道的精神，耀邦实际上开了一个先河。耀邦念了很多书，87年以来是马克恩全集一本一本读，我经常知道他已经读到哪一本了，最后一次消息说他读到23卷，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一卷，后来不知他进程怎么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研究，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把我党的政策叫做 “富民政策”。
　　秦川插话：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又计划讨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后被人告发了，所以垮了。他富有人道精神、民主精神，而且把民主、人道看作是我们党奋斗的一种目标，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党高级领导人中，这是极少的。他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亲自举手赞成的政策，他都要去贯彻。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要年轻化，党有这个政策，他碰到这个事情，总要力图去推进这个进程，耀邦同志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特别要继承他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推进我们的民主。
　　中央统战部林金耀说，今后一段时间如何消化耀邦的政治遗产，对我们推进民主化现代化进程有重大意义。87年他离开总书记的职务以后，我接触了不少人，有一个感觉：如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中科院的同志就讲，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是科学院的黄金时代；宣传部的同志说，耀邦当部长的时候，是中宣部的黄金时代；在党校虽然是副校长，但主持常务工作，党校的同志也说耀邦工作过的那段，是中共中央党校建国以来的黄金时代；还有组织部的同志也是这么说，一位领导同志，能够給自己工作的单位带来一个黄金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对耀邦评价是民心所在。
　　青年理论工作者韦典华回忆了86年11月中下旬陪同耀邦去上海江苏视察的情景，以及他对文艺等方面工作的批示。并在昨天和一个同志到天安门纪念碑献了一个花圈，挽带上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的挚友、中国共产党的好总书记。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谈了耀邦与青年人的关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耀邦是愿意理解青年人的，是懂得爱护青年人的。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从来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包括耀邦下台也与学生运动有关，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的这个关系我们总结过没有？他认为还没有。现在许多领导对青年是不理解的。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锐绍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追思了耀邦对他说的 “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的感人过程。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副主任委员胡绩伟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冯牧、刘吉、胡鉴美、宋贵仑、郑仲兵等。
　　最后《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张伟国代表这次活动发起单位向与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摘自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　

〔蔵書目録注〕
　　
　上の文は、『１９８９・中国一周』（1989年5月）（北京）に所収のものである。
　原載は、『世界経済導報』四三九期（上海）のようである（未見）。
　なお、『天安門の渦潮　　－資料と解説　中国民主化運動』　岩波書店　（1990年5月）に、その一部の日本語訳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その掲載文と比べると、発言の一部が削除さ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る。

「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2 （1989．4.24）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的心情十分悲痛，他说，耀邦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想讲两件事：一件事是1975年纪念长征40周年，耀邦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主持召开了一个青年的大会，在展览馆剧场。在大会上，他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讲到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鼓励青年人学习长征的英雄业绩，特别讲了这么一段话：“我现在将近60岁，我今天在台上讲话，也许到25年以后公元2000年，我希望我这个身体能勉勉强强地到那一天（言及此，吴明瑜泣不成声，与会者无不为此悲痛万分），希望在那个时候再开一次大会，那时你们青年人成为主人来讲话，我就能有一个椅子，坐在主席台的边上。能看到这局面，我就很高兴。” 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过去了。他在科学院这个讲话，对科学院青年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造反派，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走错了路，但就是这次会，耀邦的讲话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在台上、在台下都流眼泪。后来 “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科学院搞不起来，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因素。很多青年人不相信胡耀邦是坏人。76年《红旗》杂志发文章点名批判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然后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李昌同志参加了大会。群众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要想认识谁是李昌。李昌在台上站起来，全场热烈鼓掌。本来姚文元已经在人民日报头版留了版面，报道这次会议，结果无法报道。所谓摄影记者，拍到哪里，群众就起哄，或者就暂且离场。耀邦同志在群众中有那样的威信。76年的夏天，科学院的几个造反派头头，硬把耀邦从医院里拉出来，当时他病很重，也没有确诊是否有胃癌的可能，拉到大连去批斗，在大连他又住了医院。还不行，还要从医院里拉出来斗。医生说，你们如果要拉出去，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回来了，他的生命我们很难保证，结果批斗的当天晚上就用火车把他送回北京。火车到了沈阳，就发生唐山地震，差一点翻车，我们说他命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该幸运了，不然我们的总书记就会被四人帮造反派迫害死掉。但是想不到，他对中国人民、对改革作了那么大的贡献，会有这样的结果（又泣不成声）。第二件事，87年以后有一次去看耀邦，讲到我们历史上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耀邦早先给我们说过，延安时期 “抢救” 运动打了很多的特务，当时毛主席让他下去调查，他回来向毛汇报，很多特务都是假的，毛一边听他的汇报，一边就讨论起草了审干九条的规定，就是后来的 “大部不捉，一个不杀” 等等，这对延安时期那样一个错误的审干运动作了一个纠正，挽救了大批的干部。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为大家做工作，别人却在‥‥‥（说到此泣不成声）。他当时跟我讲过，他一生在两件事情上感到遗憾：一件事情是项南同志的事情，他当时在团中央没有处理好，没有能够保护好项南同志；第二件事说自己反自由化中间的检讨，他说 “我也伤害了个别同志，我托人带话给他”。耀邦同志一生都是为了别人在做事情ーー都得到平反，而自己最后是含恨而去。
　　政治学专家、《文革十年史》作者之一严家其说：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之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对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是离开了人民。耀邦的去世，我感到心情是非常沉痛的，这个沉痛的原因就是耀邦是在不公正对待下离开人间的，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希望中国有这样的人，能够在未来的年代里，对错误的做法能够公开的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原因，使得在耀邦去世时，增加了人民悲痛的悼念。
　　记得三年前，潘维明在上海召开发展战略讨论会，有一天晚上，正好是 “5・16” 通知发表的20周年，当时有朱厚泽、高占祥、孙长江、胡德平，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房间谈话。记得非常牢的是胡德平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文化革命再发生的话，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如果文化革命的灾难不能总结教训的话，这也是个灾难；如果没有从制度上防止文化革命产生的话，中国也是个灾难。后来回到家中，恰好那几天《文化革命史》要交稿，我就写了一句话 “一个不能从灾难里面吸取和总结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句话实际是出于胡德平统治的，我把它写进前言里面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仅过了半年的时间，胡耀邦同志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对待，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我认为是被迫辞去职务的，而不是自己愿意辞职的。
　　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的时候，我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话就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1976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悼念周恩来总理，中国需要民主。实际上，中国到今天为止，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就是缺少民主，就是那么几个人议论议论，就可以把全中国人民重大的事情放在一边，可以不顾中国人民意志作出决定，象耀邦被迫辞职就是这个情况。现今也还面临这个问题，到天安门广场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的学生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中国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无非就这些事情。如只是少数人在一边议论议论，不能够作出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的后果。我想1989年、1990年还不能作出公正评价的话，中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民主不是一个素质高低的问题，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很容易识别出来，耀邦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而且他可以很简单地看得出来，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来悼念耀邦，他们曾经陷害了他，他们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我相信，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会写出来的。我也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他们不要重蹈1976年的覆辙，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做的每一件坏事，我们都记在历史上了。我希望对天安门事件中公安局做的坏事，能重新出版、重新发表。当然，我昨天到广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民警、我们的解放军确实同人民心连心的，有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轻易地对人民进行镇压，他们不能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想到中国的前途，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最高的决策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现在的愿望就很简单，耀邦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没有正确的评价，问题还会产生。而且我相信，1976年是我们人民为周恩来总理、为邓小平说话，说了那么多好话，为邓小平重新工作，每一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寄希望于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前途，为了中国的民主发展，能够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无私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感到中国就有希望。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我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是非常有希望的，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看到了人民的人心向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是同样存在的。
　　中顾委委员李锐说：4月15日上午新华社记者电话告诉我耀邦的噩耗，我绝对不相信。4月5日，他发病的前三天，我应约到他家去。我2点半钟到的，我们谈话一直谈到晚上9点半，在那里吃晚饭，他精神很好，并且很愉快，吃饭也吃得比较香。所以这消息对我来讲的确是晴天霹雳。16日晚，应戈扬之约我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了我与耀邦的来往。
　　今年我到美国呆了一个半月，发现出了英文的《胡耀邦传》，作者大概是个红卫兵，哈佛费正清中心请我去，离开哈佛时我请管图书的人员同作者取得联系，问是否已出中文版，因为我知道耀邦不能直接看英文，后来作者在我离美之前，寄给我英文版，把中文版的清样也寄给了我。4月5日前我就都转给耀邦了。那天去，我谈了许多美国的情况，谈到了刘宾雁在美国的情况。他还是很关心刘宾雁的。我也讲到了美国留学生对他的关心，对87年的事件留学生是一直记在心里的，留学生和我对话，总是要提到这件事情。　
　　4月15日我写了四句诗：“天下奇冤一扫清”，包括我自己，我是1978年11月由在组织部工作的耀邦批准才有资格从流放地到医院去治病，然后于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这也是耀邦直接批准的，一回来很容易就解决平反了；第二句，“神州莫再有冤民”，即我们的国家不应该再有受冤枉的人了。也可作各种理解；第三、四句，“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人活在人的心里面永远生存下去的，他在张家界游览的时候，有两千人拥挤着要同他握手，要同他合影，水泄不通，他到南宁之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他很叹息地跟我讲，假如我在广西再出门，再碰到张家界这种事情，而这种情景传到北京有什么好处呢？从这件事看到，为照顾大局，耀邦在87年后这两年半的痛苦心情。第二天有个摄影家经秦川介绍，去耀邦同志家中照像，拍照时，摄影师按惯例叫他笑一笑，耀邦有这么一句话，“我怎么笑得起来。” 所以，这是一张苦笑的照片，那天我们谈得时间很长，谈到怎么度过晚年的问题，我送给他那个传记了，其实那个传记我也没细看，当然很多要害的东西作者也不会知道。尽管作者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包括去过耀邦的家乡。我建议耀邦晚年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的一生应该有点回忆，给后人留下点好东西，你的一生还是非常值得回忆，也尤其是非常值得留给后人的。特别是有两段，你是怎么受毛主席欣赏的。” 他是老红军中最年轻的，是1915年11月生的，现在红军长征留下来的最年轻的一代人，在延安担任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才二十几岁，虽比我大一岁半，那应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延安 “抢救运动” 中指出错误，防止扩大方面作出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党是在一个顽固的左的运动中间过来的，在这种左的运动高潮的时候，能够头脑清醒，能够设法制止其扩大，这个是千难万难的。作为耀邦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品质：敢于顶住这种左的狂狼，这种品质是最难得的。4月5日那天我们也谈到青年，他非常感概，“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怎么我们现在这么害怕青年呢！”
　　我与他比较密切的关系是从82年开始的，我到组织部工作，特别是12大召开之前，接触比较多，看到了他另一种优秀品质：确确实实货真价实的自我批评，在我党历史上，这也是一个人最难得、最可贵的品质，他是我在几十年党内生活中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第一个是黄克诚。十二大上关于一个同志的人事安排，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前后我顶了他三次，不同意这个同志的安排。他坚持，我顶，顶了三次，结果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品质非常不容易。我对上三峡工程一贯比较反对，85年时，我出了一本书《论三峡工程》，84至85年之间中央确实通过了要上三峡，我有篇文章想拿到报纸上去发表，清样最后送到中央，耀邦同志却不同意这文章发表，而且对我讲了几个 “闲话” 。后他送我一首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了我的意见，认为三峡是不应该上的。对于反对精神污染，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后来紫阳讲的那个话也是他参加意见的，他在与我多次谈话中讲到，“搞了28天不能再搞了。” 反对精神污染，没有他的话，不晓得要搞成什么样子。（秦川插话：他到日本去的那天晚上，专门打电话作了指示：“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让邓力群来。”）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弄清楚的话，我们还会犯历史错误的。
　　中央美术学院张郎郎说，耀邦还活在我们心里，我们之所以心里还想着他，他在政治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被拉下台了。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没有健全的肌体，不能再自己清洗自己，再向前发展的话，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民主的气氛，没有一个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刚才戴晴说，党的70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已重复了无数次了。所以他真正要进行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的时候，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想，他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是否还是书生的议论呢？在他走了以后为什么我们的勇气又都来了呢？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所以我认为，党史不应该再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不是几个坏人陷害了他，他去世了。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历史很容易改正，事情很容易解决，把几个坏人拉下马就完了。我觉得党的民主生活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李昌同志的夫人）说：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我们十分悲痛和惋惜。我认识耀邦同志是在1940年，延安时代。比较熟悉还是在耀邦同志和李昌三度一起工作以后。第一次是1946年我到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李昌是政治部主任，耀邦同志是纵队的政委。第二次是1951年底到到53年，在团中央，我们同住一个大院。最后一次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任命胡耀邦、李昌去中国科学院。他们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中一同经受了残酷斗争和严峻的考验。在这次斗争中，他们被揪到大连批斗，回来后，耀邦同志身体不好，一天晚上忽然听说他去世，我连忙跑去打听，证明那是讹传。没想到，这一次竟是真的，耀邦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耀邦同志正直诚恳，胸襟开阔，性格爽朗，思想深刻，境界很高。他待人热情真挚，乐于帮助同志。同志们遇到困难，或感到思想苦闷，都要去找他谈谈。有人请他帮助解决问题，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工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却热情接待，耐心地听他们倾吐心曲，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人们从他那里受到鼓励，得到安慰，感受党的温暖，他却遭到 “门庭若市” 的责难。
　　耀邦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光明磊落，他无私无畏，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尚的政治品质，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耀邦同志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也会犯错误。最难得的是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就承认就改正。1981年，江苏南京顾而谈文章的事就是一例。当他发现批评错了时，就打电话给省委，要顾而谈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首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公开了这件事。但是，有的所谓错误，却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在中央文件列出的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有一条是说，耀邦同志在1984年1至4月谈到统一思想时说的 “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 的提法，其中后一句话把经济和整党等同起来，违反了中央整党决定。但是，据我所知，耀邦讲的这两句话，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见中央决定单行本第39页）。这句话没有错。如果说错了，那是中央文件错了，不是耀邦同志的问题。我在发现这个问题后即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同时抄送给代总书记。我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对耀邦同志的问题重新审核，作出正确的结论。耀邦同志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在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的七年间，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他不常回家，去了几次没见到）。但从报道中知道，接连几个冬天他都在外地，在边疆边防战士和贫困地区人民中间，以古稀之年，饱受风刀霜剑，曾几次病倒，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在他离职约一年后的1988年8月14日，我们去看他，这时候他考虑的是，在后半辈子我做什么，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什么工作。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给我们留下永久的怀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童大林说：我只有一句话，从我内心来讲，耀邦同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共产党正义的杰出代表，是一个伟大的人。

「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１ （1989.4.24）

　　　
　　　　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在京
　　　　　　举行联合悼念活动
　　　　　　　　　　　　　　　　　　尚之　　常兰
　　　　
　　4月19日，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在京联合举行悼念活动。应邀参加的有耀邦的家属、生前好友、老部下、老同事和有关各界的代表50人。戈扬主持，首先提议大家为耀邦默哀，并向耀邦遗像三鞠躬。遗像下面的一幅大字标语是 “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 两边放着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新观察》杂志社全体同仁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全体同仁分别敬送的花圈，被挂黑纱的遗像前簇拥着松柏和万年青。
　　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致词：“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 因丧事在身，德平提前离会了。
　　中顾委委员李昌作为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回忆了终身难忘的往事之后说，耀邦早在延安时期就和知识分子交心，是青年很贴心的一位朋友。他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革和新旧体制交替的复杂的局面中间，任何人都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不是说耀邦任何事都正确，但他确实是我们党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我想我们文化界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可以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一部有很高思想水平的教科书。　
　　中国作家学会书记处书记韶华说：要评价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要看他是推进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耀邦在党的关键时刻推进了历史。首先，像我们这样背着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的人，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拯救了一大批老干部，这是推动中国历史紧步无可比拟的伟大功勋。在党校，他点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火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触及了许多老人家晚年的一些失误，这种讨论是需要勇气的。没有马列主义的水平，没有这样的一种胆略是不敢率先发起这样的讨论的。那天，我们作协去耀邦家中送花圈，我对他的家属讲了一句话，我们文艺界、文学界非常怀念耀邦同志，因为率先提出创作自由的正是耀邦同志，这对文艺的思想解放、文艺史的发展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创作自由这四个字就永垂不朽，而且在文学史上开创了新的里程碑。民心是杆秤，那么多人自发地去悼念，在天安门送花圈，说明耀邦是深得民心的。
　　理论家吴江发言道：耀邦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重建、复兴的重要关头，走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位杰出领导人。我讲的 “关头” ，大体上可指从党的十一大到十二大的五年，也可以指拨乱反正时期，特别是前期。十一大后，小平虽已复出，但当时的政治局势是不明朗的，有的人冤案还没有平反，好多同志没解决问题，已经出来的人也不愿出面讲话，其中有些人是脚踩两只船的，要看形势再行动。耀邦正是在此时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当时耀邦出来工作，担任党校副校长，上面还有校长，第一副校长在主持工作，他是不那么容易的。要给耀邦当时工作作一个评价的话，要考虑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耀邦虽然下来了。但我想，他对个人问题毫不在意，他所担心的还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可能是使他一个很好的身体垮下来的原因之一，或者是很重要的原因。我错过了一个机会，本来约好会议以后去看望他，有些问题还需要向他请教，没想到他这样快就去世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由我们党来做，特别要由人民、要由历史来做出，越往后越可以看得清楚，人民和历史是公正的。我昨天看一张香港报纸，有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旁观者清啊。那个报纸对他的评价：“努力改革、正直、诚实、深入民心。” 此话份量是相当重的，“如果有什么人一身尽心尽力、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地为国家民族努力工作，到死为止，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政治品质是崇高的，如果他的决策和工作的大方向没有错误，积极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不重要的过失，这样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应予充分肯定。”这些话是值得一听的。
　　法学家于浩成吟诗哀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佩爱戴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一个沉重的损失！他主持领导理论务虚会、领导真理标准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新的兴起、提出了党在建国以后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耀邦是我们敬爱的导师，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
　　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说，耀邦同志的突然去世，大家既悲痛，也是非常惋惜。但我们现在在这里举行纪念性悼念活动的时候，全国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是很不平静的。我现在的心情是这样的。希望学生也适当地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我希望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我是在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上才和耀邦同志认识熟悉的。我觉得，三中全会以后的这十来年，正是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气勃勃的、最辉煌的时期。对人民日报来讲，我们有说不尽的话，我们不仅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把他看成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在改革开放、前进或遭受困难的时候最能够支持、关心人民日报的同志们的首先是耀邦同志。许多事情，当时不是耀邦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有一件事：辽宁的《共产党人》月刊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文章到人民日报一个月才登出来，而且马上受到抵制，当时中宣部三位部长，两位副部长不同意，新华社不发统稿，就在这么困难的时刻，耀邦挺身而出，说张志新是当之无愧的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还有在理论问题上，耀邦给予了很多支持。我说他勇敢，是因为他不信邪不信 “棍” ，最贵是民心。三中全会后耀邦能那么勇敢地领导人民起来搞改革，没有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前些天，台湾记者徐璐问我对胡耀邦的印象怎么样？我没讲别的；我说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么仁爱，不是那样纯洁，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到，他下来后这几年，我有几次专门找他，看望他。他虽不在其位了，但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世界还在思考，充满了忧虑。他曾经和我讲过几件事情，这也是今后我们在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次他问我，你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的党风？我说，我们不是自己讲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吗！他没有答话，最后只是讲：“可惜啊，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恢复、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党风，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值得深思。另一例是，他下来后几次讲，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不能整知识分子。再一个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这两年来，他的心情并不好，主要是他总觉得，我们现在缺乏一种什么东西，把人民的精神真正振奋起来。现在中央提出要振奋精神，到底用什么来振作人民的精神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悼念、纪念、评价、继承所要思考的问题。
　　马列主义研究专家苏绍智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思想开明、尊重知识、重视理论，是和知识分子心连心的一位领导人。我个人和他接触比较少，但我对他一直是尊重的。早在1975年他同 “四人帮” 斗争，他铮铮铁骨，我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我们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社会科学规划的时候，耀邦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接见我们。他讲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没有打棍子，很多人，当时我记得是李洪林第一个讲的，怎么没有打棍子呢？有的人被开除出党了嘛；吴明瑜同志说还有被撤职的呢！当时我也插话，还有人被驱逐出了北京。但是耀邦根本不在乎他讲话时别人这么多插话，他就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说你们可以打报告来，我们可以批嘛。这种气度，在我们领导人中是比较少的。他不但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很认真地表示了他的态度。此事虽然不大，但对我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在前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很多人为他惋惜和不平，可是耀邦对此坦然处之，而且他还是继续认真地考虑国家大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耀邦本人从不以权谋私，两袖清风，心地坦然，处处为人民着想，一直活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哀悼、怀念和不平，这也不是偶然的。
　　国务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发言中说，耀邦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极大的悲痛，而且在悲痛中，思考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大家最称道的是拨乱反正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性，而这种坚定性又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深入群众是耀邦的最突出的特点。吴象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有几次列席书记处会议，讨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彼此可以争论。而过去在省里也列席一些常委会，领导人、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占了很长时间。真正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比较少的。而当时书记处确实真正地让大家畅所欲言，能听到不同意见，而耀邦本人对有些问题也发表非常尖锐的意见，很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对 “二道贩子” 的问题，他指出这个提法就不对，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运输啊，需要流通啊，在宣传上如此反对二道贩子，没有好处，但是有些不同意见都能在这里说。大家也敢于在耀邦面前说话，他平易近人，个别交谈时，能引导你把话都说出来，从中获得营养，使他对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有更多的素材。他在总书记任上，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视察工作最多，去的地方最多，下去的时间最长。可以说，耀邦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贯穿到他最后。拨乱反正中有那么大的阻力，他能够力排众议、勇往直前，表现出这种非凡的勇气，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历史唯物主义为广大群众所掌握，那么第一步改革就不可能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他的功绩不光是在组织上为许多人平反，而且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简直象一团火那样来解决那么多困难，不是偶然的。他一直以无私的心来爱护我们党的干部。现在，我们的改革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在大的环境差不多的情况下，有的县在县的范围之内就做了不少事情，对改革有所促进，所以希望还在下面，希望还在群众，希望还在实践里面。至少在这一点上耀邦的风范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的，永远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群众的东西武装我们自己，加强我们对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章立凡说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同志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作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专门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同志表了态，对文件作了改动，再后来下达的中60号央文件上，父亲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的首位。这件事我终生难忘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　　
　　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久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作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
　　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历史的时期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作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和牺牲。　
　　诗人、翻译家、《诗刊》副主编刘湛秋对耀邦的去世表示无比的痛惜。他非常动情地说，人们一直认为，耀邦是党内风范最高尚的代表，是党的杰出的领导人，是热情洋溢的改革开放者，也是推行小平新时期政策的主要组织者和鼓动者。他说：“我在天安门广场又看到了 ‘中国魂’ 这样三个字时，我流出了眼泪。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把人民的激情再次抛入谷底，那我们就要犯重大错误。我觉得，对耀邦的不公正待遇应该重新评估。今天有助于我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作为诗人，刘还在会上朗诵了献给耀邦家人的长诗《他ーー死在岗位上》。
　　报告文学家戴晴发言说：“刚才诸位前辈发言，都是自己和耀邦同志的交往，谈到了这个伟大的人的一生。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和他没有任何亲自交往，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讲讲。我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是没有任何力量替代的执政党。今天，我们应该重复一句我们经常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改革不往前走的话，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往前推进的话，那么下面面临的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灾难。在今天，我要特别谈到，最关键的是党内民主政治。引起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想和大家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建党快70年了，70年中我们有过数位总书记，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位总书记是陈独秀先生，他是在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自动辞职的，原因是他必须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不能按他自己对世界的判断来做事情。接着就是瞿秋白，无论是在他28年第一次上任的时候，还是后来在30年第二次，批判刘志丹的时候，瞿秋白代表的都是第三国际的力量、意图，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他也是在根本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把他从总书记位子上拿下去了。接下去是王明，曾经有过完全相反的意见，支使他的也是外国的力量而不是他本人。然后是张闻天总书记，到了延安先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后来是主席团的主席毛泽东在主持工作，他这个总书记等于是有名无实的，可有可无的了。此后就没总书记了，一直到1956年开了八大之后，才有了总书记邓小平。然后邓小平这个总书记几乎是在一天之内，说拿掉就被拿掉了。再有总书记就是胡耀邦了。我觉得耀邦一生中最悲惨的事就是作违心的检讨。　　　
　　今天我悼念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刚才一些同志的讲话使人非常痛心，也让人深思。你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先生，但我感到我必须提出：苏绍智先生刚才提的，就是当他被从他的位置上拿下来之际，他是坦然处之，我觉得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无论你是一个普通党员，还是中层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你不能坦然处之。我觉得一定要分出个是非来，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我们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党和国家的希望不能够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人格上，而应该建立在机制的保证上。　
　　中顾委委员、著名科学家于光远披露纽约《中报》记者李春光电话采访他时讲起的情况，邓力群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耀邦同志是逝世后，我立刻到医院去向遗体告别，我是很悲痛的，我和他虽然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一向很深的。他死了以后我更加怀念他，他的经历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是很明显的，他品质高尚，光明磊落，有话当面说”。 后来邓还对李春光讲：“你在耀邦逝世的时候想到我，使我非常感动。” 对这些话我是这样考虑的，耀邦和我在30年代作为青年工作者彼此认识，但是成为朋友是在批邓前后，我们一起反对江青，也一起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作客，他用 “难兄难弟” 概括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想到1987年初，我们又成为 “难兄难弟” 。他 “下台” 以后，我曾经对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说两个人之间可以是朋友而非同志，或者同志而非朋友。只要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彼此就会以同志相称。但是成为朋友，彼此还要有交友的愿望，只有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才成为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我和耀邦是同志加朋友这样一种关系，我珍视这种友谊，我们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他的去世使我深深悲痛。李春光转告的这话的意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我的确是很悲痛，但光是悲痛不行，还要作进一步的思索，还要进行工作，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特别是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对 “中国讣告学” 没有研究，不知在座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什么人可以在死的时候加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同志连这个也没有，他 “到不了”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规格。这本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观的存在。黎澍去世的时候很反对表现在八宝山灵堂里面的等级主义，但是它是存在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判断，耀邦当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方励之言论摘编』 （1987.1）

　

　方励之言论摘编
　　　　　　一九八七年一月

　　按：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共产党员方励之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讲话，明显背离四项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现将方励之的一些讲话摘要汇编，供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研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参阅。
　　
　　目录　 
　　
　一、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三月）
　二、方励之在北京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
　三、方励之在美国中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四月）
　四、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ー　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五、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六、方励之和《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七、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八、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九、方励之在宁泼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十、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人民代表竞选讲演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

「紧急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 戒严部队指挥部 （1989.6.5）

　

　　北京市人民政府
　　戒严部队指挥部
　　
　　　紧急通告
　　　
　　在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一些暴徒抢劫军用枪支弹药，袭击枪杀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砸毁焚烧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袭击国家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和要害部门、疯狂进行打砸抢烧杀等破坏活动。对上述严重犯罪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依法严惩，为此，特严正通告：
　　一、反革命暴乱分子搞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不听警告，胆敢继续犯罪者，执勤人员和公民都有权采取一切措施当场制止。　
　　二、凡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参加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者，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本单位领导坦白自首，争取从宽处理。拒不坦白自首的，将依法严惩。
　　三、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拒不送交者，以私藏和抢劫枪支弹药罪论处。
　　四、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大学生、全体市民，要积极揭发检举暴乱分子的罪行。对提供重要线索有功者给予重奖，对知情不举、包庇和窝藏罪犯者，要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求法律责任。
　　
　　　　　　　　　　1989年６月５日

「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贡献（宣传教育提纲）」 空军政治部 （1989.5.27）

　　　　　　　　　　通知　
　　
各军区空军，各军以上学院，航空兵第３４师，空军飞行试验训练中心政治部：
　　现将空政宣传部编写的《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贡献（宣传教育提纲）》印发你们，各单位要紧密结合实际，深入进行教育，把广大干部战士、飞行人员和教学员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上来。通过教育，使大家认清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认清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重大意义，认清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实际行动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教育的情况和反映，望及时报告我们。
　　
　　　　　　　　　　　空军政治部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７日
　　
　　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
　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贡献　
　　（宣传教育提纲）
　　
　　 ５月１９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同志和杨尚昆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为制止动乱而斗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５月２０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制止正在蔓延的动乱，维护首都和全国稳定的果断措施，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空军全体同志要正确理解和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根据总政和空军党委的指示及要求，为了使干部战士了解这场动乱的事实真相，清醒地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更好地统一思想，保持部队稳定，在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特编写这一提纲，供部队在宣传教育中参考。  　
　　一、充分认识这场动乱的严重性，正确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
　　４月中旬以来，极少数人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大肆煽动闹事，蓄意制造动乱。他们利用各种大小字报、传单标语，放肆地诬蔑、丑化、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制造各种谣言，蛊惑人心，挑拨离间，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他们鼓动一些人四处串联，煽动罢课、罢教、罢工，搞示威游行，静坐绝食，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进入５月份以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学校陷入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市人民的生产、工作、教学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中的一些国事活动安排，也因此而被迫变更或取消，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尽管党和政府一直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一些领导多次与部分学生代表对话，反复进行耐心地说服和解释，但事态并没有平息，反而向外地蔓延，愈演愈烈。一段时间来北京发生的问题，已经类似 “文化大革命” 开始时的情形。
　　在这次动乱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介入，说明了这场斗争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负责人。曾被我劳教过４年的任畹町，从这次学潮一开始就积极插手，多次在天安门广场和一些高等院校发表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宪法》，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诬蔑 “改革开放和振兴民族只不过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饼”，还公然提出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都领导不了中国人民，号召成立 “自由民主党” 。被我们宣布为非法的 “中国民主联盟” 成员胡平、陈军等人，联名于、４月２２日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不仅对学潮表示声援，而且为学生出谋划策。他们要求学生注意 “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要求学生 “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目前 “应把彻底否定１９８７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 ，“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相应的回复，应继续坚持抗议活动”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多次运动 ‘有声势无结局’ 的循环不前局面” 。不仅如此， “中国民主联盟” 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也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入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推举方励之领衔，于４月１７日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 “中国是全体人民的中国，绝不是一党一派的中国” ，“现在是人民主动起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的时候了” ，“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 。国民党的中常委也于４月２６日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大陆学潮的情况，认为 “最近大陆学生要求自由的运动，已点燃起大陆同胞长期以来对中共暴政积怨的火苗，我政府与民众应有更积极、更主动的做法支援他们，使大陆早日民主化与自由化”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中央社也接连写文章、发消息，或转发西方通讯社的报道，给学潮声援打气，喝彩叫好，说什么 “经验证明，不论在此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都已经失败” 。美国政府也竭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预。４月２８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发表讲话，支持中国学生举行的抗议活动。 
　　这次学潮时间之长、声势之大、牵动社会面之广、影响危害之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两次冲新华门，多次占领天安门广场，这种情况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也没有过。上千人连续７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也是建国以来历次学潮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次绝食选择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机，严重干扰了国家重大外事活动和损害了国家形象。由绝食引起的连续数天的数十万、上百万人游行，甚至超过了 “文革” 红卫兵大串联的时代，使无政府主义重新泛滥，国家的一些法律、法令形同虚置，造成了激烈的社会震荡。
　　这次动乱严重破坏了首都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市区道路交通堵塞，５月１７日以来连续造成６０多路电汽车停驶，繁华地区的交通长时间基本陷于瘫痪。大批职工上班受阻，直接影响生产。市经委系统的４２５个大中型重点企业中，已有３５个处于半停产状态，有１６个企业已经停产。银行每天不能按时清算资金，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紊乱。有些加油站告急。液化气和生活用煤不能及时运送，牛奶不能及时供应，报纸、邮件不能及时投递，道路清扫、垃圾清运、公厕清扫不能正常进行，给医院送氧不及时，已经直接影响群众生活。蔬菜每天只能调入２００多万斤，不敷最低需要量，造成菜价上涨。肉、酱油、醋等的调拨也受到冲击和影响。王府井、东安市场、西单、隆福寺等几个大商场销售额急剧下降，４月２７日以来已分别下降２０％、２７％、３０％不等，有的甚至下降５０％。近日经常有人吃饭不付账，买东西不付钱，加油不给油票，甚至拦截汽车，社会治安受到破坏。
　　尤其严重的是，这次学潮不仅破坏了首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而且也影响和破坏了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国有２０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上街游行，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上海、太原等地也发生了绝食请愿。上述这些都尖锐地说明，现在已经扩大到全社会的这场学潮，绝不是什么一般的学潮，正如《人民日报》４月２６日社论指出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李鹏同志也明确指出：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诬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出煽风点火，秘密串联，鼓励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二、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维护首都和全国稳定的迫切需要　
　　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根据北京目前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迫不得己采取的措施。近一个时期，首都的治安混乱，无政府状态严重，形势想当严峻。北京是我们祖国的心脏，是全世界注目的地方。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这种情况，搞好社会治安，维护安定团结，不仅会严重损害我们共和国首都的声誉和形象，影响到首都人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甚至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全国的稳定。我军部分部队奉命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正是为了爱护人民，维护首都的治安，恢复正常的秩序，以保障人民的和平劳动和生活。因此，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于制止动乱，稳定全国的局势，非常必要，非常迫切。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最近，北京的正常工作秩序，生产、生活秩序，都发生了许多混乱，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杨尚昆同志的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这次戒严的必要性，正确性以及这次戒严的任务和要求。
　　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维护和保持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大家知道，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无法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听任局部性的动乱蔓延开来，继续下去，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治理整顿、发展经济、惩治腐败、改善人民生活等等，也将成为一句空话，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将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中国。
　　一些部队进入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宪法》赋予军队的任务，是完全合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我国《宪法》第２９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８９条还规定：国务院有权 “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 。制止动乱，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社会的安定，军队有责任，有义务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北京市原有的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队伍是根据正常形势的需要配备的。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由他们担负维护首都秩序的任务是困难的。根据执行国务院发布的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的需要，经中央军委批准，从外地调一些部队进入北京市，协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是完全必要的。
　　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绝不是针对学生的。在当前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况下，社会上谣言很多，其中之一就是 “军队进入北京是镇压学生的” 。这是毫无根据的。有些市民、青年学生对戒严产生某些疑虑，是由于对戒严不理解，加上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挑拨引起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养育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次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恢复首都的生产、工作、生活、教学秩序。有人说 “戒严就是镇压群众” ，这完全是误解。近来不断有人谣传部队要 “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完全是造谣。戒严部队的任务是很明确的，第一，维护首都秩序，保障全市人民能够进行正常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第二，保障中央和北京市党政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第三，保障重要部门和单位的安全。第四，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和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戒严部队指挥部５月２１日告北京市市民书中郑重指出：“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爱国学生的。” 奉命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在向北京市部分地区开进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纪律，广泛开展了 “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 的教育，尽管一些群众对军队的行动不理解，使军队在行动上受到了阻拦。生活上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大家都自觉地从大局出发，坚持不伤害人民群众，不伤害爱国学生。甚至在官兵遭到一些人谩骂、侮辱，用石头击伤的情况下，仍然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绝不是对付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而是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完全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
　　三、用中央的精神统一思想认识，以实际行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１，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精神，空军广大干部战士、教学员、职工要认真学习李鹏、杨尚昆同志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国务院发布的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令，学习军委、总政的有关指示，反复学习《人民日报》４月２６日社论和《解放军报》５月２１日社论以及戒严部队告北京市市民书等，团以上干部还要认真学习５月２４日军委紧急扩大会议精神。通过学习，认清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认清坚决制止社会动乱的重大意义，认清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同时，要积极地、理直气壮地宣传李鹏、杨尚昆同志的讲话精神，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２，加强管理，严守纪律，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保持部队的稳定，对于维护社会安定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干部要认真贯彻执行军委、空军党委有关的指示、规定和要求，要加强责任心，严守岗位，切实管理好部队。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参与和支持社会上的游行、请愿、签名、募捐等活动，不得成立任何非法组织或与地下的非法组织发生联系，不得书写张贴大字报，不得听信和传播谣言和小道消息。
　　３，坚守岗位，履行职责，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空军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繁重任务，全体共产党员、干部战士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各项工作，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要严格保持机关、部队、院校正常的工作秩序、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在战备训练中，要加强领导，集中精力，严密组织，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要严格执行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专机，包机，“三库” 和首脑要害部位的安全。这是保持部队稳定，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绝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４，担负戒严任务的空军部队要坚决执行命令，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戒严部队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首都执行戒严任务，是党和政府的信任与重托，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要努力学习，认清自己在制止动乱，维护首都和全国稳定中的重大责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毫不动摇地听从首都戒严指挥部的指挥，旗帜鲜明地同极少数人的阴谋作坚决的斗争。要发扬邓主席倡导的 “五种革命精神” ，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决按照有关的政策规定办事。要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搞好内外团结。全体同志要在执行戒严任务中经受考验和锻炼，为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为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新的贡献。

「赵紫阳 “三权并立” 的要害是篡夺党权」「赵紫阳射向中央文革的一束毒箭」 （广州） （1968.1）

　　　　赵紫阳 “三权并立” 的要害是篡夺党权
　　　　　　　　　　　　　　中大红旗《铁战团》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深深懂得这个关键问题。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如何削弱、取消党的领导，乃至篡夺党权，从而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广东省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正是这样想、这样干的。一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他赤膊上阵，公开打出了所谓 “党权、政权、技术权”  “三权并立”  的黑旗，妄图向党夺权。
　　在南海县大沥公社等地的会议上，他上下奔跑、声嘶力竭地叫喊：　“今后人民公社必须党权、政权、技术权” ， “三权并立” ，“党委书记、社长、总农艺师应该是公社领导的主要核心。”  要提高农业技术人员的地位” ，“技术权威在党的会议上要有发言权。” 
　　过了几个月，也就是一九六三年春，他在一个所谓《怎样组织今年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报告里，又一次发出了这种叫嚣，说什么 “担任科学技术的领导工作的干部，要同党的、行政的、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一起，成为各级领导的主要核心的。”  
　　 看，赵紫阳对那些所谓 “技术权威” 的 “总农艺师” 之流是多么的关怀备至啊！又是给权，又是要提高他们的“地位” ，简直把他们捧到了党的头顶上。我们要问： 　这些叫做“技术权威”的“总农艺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他亲手批发的《关于1957年下半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接受党员和教育提高党员的指示》中，他说：　“发展对象应该特别着重在学术上有地位和业务较好的有威信的人物中去挑选” ，“目前应反对过分挑剔的倾向‥‥‥对他们生活作风上的某些缺点或学术上遗留某些唯心主义观点 、则不应过分挑剔。”很明显，赵紫阳说“总农艺师” ，所谓 “技术权威” ，其实就是那些 “学者” 、“名流” 之类的人物，就是那些远没有改造好的、生活腐化的、带着花岗岩脑袋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赵紫阳公然把这些人拉入党，并公然用警告的口吻要我们党向他们“开放权力” ，给他们“技术权”  “发言权”  “领导权” ，甚至成为“各级领导的主要核心”  。请注意， “各级领导核心” 这是要害！赵紫阳的意思就是让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技术权威”  ，从各级来篡夺党的领导权，实现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这跟 “三家村” 主将邓拓在《欢迎杂家》一文中所唱的  “重视杂家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  ，完全是一路货色！    
　　 “三权并立” ，这是老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贩卖的“二元论” 和 “多元论” 的变种。托洛茨基正是那么说：　“政治ーー马克思主义的；　艺术ーー资产阶级的”。      
　     “三权并立” ，这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中所提出的 “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 ”，把党分割成什么 “工业党 ” 、“农业党 ” 的翻版。赵紫阳紧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提出一个什么“技术权” 来，这恰恰证明他和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
　　  “三权并立” ，这是对人民彻头彻尾的欺骗！在阶级社会中，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 “并立” 的 “权” ，毛主席说：　“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技术也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下，技术也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服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但它们并不是并立的，在这里，党权起着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领域中，都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而赵紫阳却大肆鼓吹“技术权” 和“ 党权” 的“并立” ，鼓吹“总农艺师” 与 “党委书记” 的 “并立” ，实质上就是企图分割党的领导权来篡夺党的领导权，在“分工负责” 的幌子下，取消党的绝对领导！  
　　 “三权并立”论，是赵紫阳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发出的信号弹，是赵紫阳妄图改变我们党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严重步骤！ “三权并立”是假的，夺权才是真的！
　　赵紫阳曾自我辩解地说“三权并立”是必要的，“搞高产、高技术革命必须这样做” 
　　这也是撒谎。列宁早就说过：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列宁又说：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如果象赵紫阳所说的那样搞“三权并立” ，无产阶级的统治也保不住，还有什么“高产” 、“技术” 可言呢！
　　篡夺党权，这是赵紫阳蓄谋已久的，早在一九五二年前后，他就到处游说：　“由土地改革到生产运动”  是一个 “历史的转变”  。他逢人就说要“转” ，“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思想到组织以致工作方式方法，都要转变” 。他甚至向党下“令” ：　“党必须要自觉，要主动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组织，而且一定要争取转得好，转得顺利。” 妄图要我们党放弃阶级斗争阵地 “转” 到只管生产的“生产党”  “农业党”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可见，赵紫阳从来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篡夺党权的急先锋。　
　　 “蚍蜉撼树谈何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了赵紫阳企图篡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臭名昭著的“三权并立”也随着赵紫阳的彻底倒台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赵紫阳射向中央文革的一束毒箭
　　　　　　　　　ーー批赵资料选登
　　
　　赵紫阳这个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 ，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参谋部ーー中央文革一直怀着刻骨仇恨，谩骂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猖狂之至，反动之至。下面，我们选登了这方面有关部分材料，以供批判。
　　前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赵紫阳攻击说：　“中央文革把阶级斗争看得太尖锐太复杂了，常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难道说群众斗群众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的吗 ？”  　　
　　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内容是要求各地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要支持各省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会议开好。通知最后一段说：　对于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宜白天、晚上都批判，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好好检讨，改正错误。赵紫阳竟在书记会议上攻击说：　“现在中央的文件真粗糙。这个通知最后一段，应单独写文件，怎么能写在这个文件里头呢？ ” 借此发泄他对中央文革的不满。
　　在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赵紫阳大肆攻击伯达同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陈同志报告时，大家提了很多意见。” 当传达伯达同志提出的非此即彼，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时，他说　“这一段到会同志很多意见，将来发正式文件时，可能要修改。” 当传达到陈伯达同志批判反动血统论观点时，赵紫阳又说：　“这一段到会同志也有很多意见，难道这就不讲出身成份了吗？”  
　　十一月中旬，赵紫阳又对李子元、张云说：　“关于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态度，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思想就不通，现在也没有解决问题，搞不好，将来又得向多数派作检讨。” 并说：　“刘志坚也研究这个问题，他也在考虑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  他还恶毒地说：　“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先发给各个红卫兵组织，那就要发生爆炸性的问题。“ 后来，文件发的比赵紫阳原来说的时间晚了一些，赵紫阳就说：　“为什么现在还不发下来，看来可能要修改吧！
　　同日，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　“从王任重那里看到简报，对工矿、农村文化革命的进行，中央是有分歧的意见。“从王任重口气来看，是有不同意见的。 “看来要林总出来讲话才能解决。 ” 他又说：　“中央文革听革命同学意见多，陶铸同志听地方党委的意见多。 ” 　 
　　赵紫阳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关于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中关于如何处理黑材料问题时说：　“这个指示中中央军委报中央时，并没有 ❛经群众同意❜ 一句，陈伯达同志批转时，加上了这一句，就成为 ❛经群众同意，才当众焚烧❜ ，这样就引起很多麻烦，很难执行，军队上对此也有意见。 ” 别有用心地散布军队与中央文革有矛盾的谎言。
　　赵紫阳攻击中央文革罪证如山，不容抵赖！
　　打倒赵紫阳！
　　　　　　　　　　　　　　　　　　　　　　　　裴淘　整理
　　
〔蔵書目録注〕
　
　上の二つの文は、　『红旗如画』　《批陶联　红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一月　第一期　の一面に掲載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なお、上文中の赤字は変更した字である：　梦寝以求→梦寐以求。

「彭真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2 （1989.6.21上午）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改革和历史性的根本任务。经过10年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好宪法，还制定了一批基本法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已经有法可依。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敷衍了事。党的总书记竟在这方面发生了问题，经验教训够深刻了。在我们的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积极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任何人无权违法胡闹。
　    （一）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靠法制？一定要靠法制。宪法是这么规定的，党章也是这么规定的。这是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人人都必须守法，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使国家长治久安，比较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一项根本保证。11亿人的大国，没有法制，❝ 和尚打伞，无法天天  ❞ ，各行其是，那怎么行？岂不要天下大乱？
　    （二）搞法制，基础是宪法。宪法确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依据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明确地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原则。它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民讨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以宪法为准则，一切大是大非就会一清二楚。例如这次北京是不是发生了动乱，用宪法做标准来判断，就不会成为问题。我们用宪法统一思想和行动。一个时期以来，极少数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的人，同国外敌对势力内外呼应，鼓噪修改宪法、妄图搞掉四项基本原则，毁掉我们立国的基石；妄图改变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行美国式的三权鼎立的制度，妄图把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和稳定，并为此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才能有国家的稳定，才能保障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全体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的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少。人民内部有些人违法犯罪，当然也要依法惩处。这次由动乱发展到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事实证明，国家的专政职能不但不能丢掉，而且不能削弱。宪法规定，❝ 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 ，❝ 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 。对于极少数煽动、制造动乱、暴乱的人，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实行专政。当然，目前这场斗争相当复杂，主要是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注意区分搞反革命暴乱的首要分子与胁从、盲从分子。对于那些受到煽动、不明真相、有轻徽违法行为的学生、教师和其他群众。还是要采取民主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我们国家的政体。4700万共产党员如何团结起来、组织起来？11亿人民如何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只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基础是民主。我们国家的民主基础是很广泛的，敌人只是极少数。在党内，在人民内部，应该也必须实行充分的、真实的、高度的民主。讨论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谁对听谁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报喜不报扰，不听不同意见。讨论的结果，如果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怎么办？少数服从多数。只有这样，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坚持，全党才能一致，人民才能一致，错误倾向、腐败现象也就容易克服，极少数坏人想再制造动乱也就比较难了，闹起来也会比较好解决。发扬民主，有没有根本指导原则，有没有标准？有。党内是党章，国家是宪法。党内不按党章办事，国家不按宪法办事，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化、无政府主义就有了市场，它们的所谓，❝ 民主  ❞  只会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极少数人煽动、制造动乱，破坏党，危害国家，损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 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宪法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于以追求  ❞   。不管是谁，不论党内、党外，不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论教师、学生，不论领导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犯了法都要负责法律责任。
　    总之，谁也不能凌驾于党章、宪法之上，赵紫阳同志当然也不能例外。听说昨天他在发言时，对于同志们会上揭发的严重的错误拒不检讨，这就很不好了。我希望他还是回到党的立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立场上来，对照党章、宪法，实事求是地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否则，是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的。　　　　　　
　    以上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〇〇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办公室翻印　　　　1989年6月28日

「彭真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 （1989.6.21上午）

　

　　　　　　　　　　                                 　　绝密　
　　　　　　　彭真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1日上午

同志们：
　　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的行动，表明他违背党章和宪法，丧失了党的总书记应有的立场。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我赞成。我再就有关的问题提出点意见。　
　　严酷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实质是妄图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的意识淡漠了。实际上，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颠覆我们国家的活动。这次暴乱，是他们长期活动蓄意制造的结果，教训是沉痛的。        
　    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在五十年代，杜勒斯就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那个杜勒斯死了，活着的杜勒斯们一直在千方百计推行这个战略。就国内讲，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还存在。因此，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们千万不能麻痹、松懈。
　    这类事件今后还有可能再来。我们要提高警惕，尽量防止。即使来了，也要尽可能减少它的危害。我看关键在我们的工作，在人民群众觉悟、积极性的提高，其中最根本的是我们党的状况，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状况。必须首先整顿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认真纠正错误倾向，清除腐败现象。
　    我们是执政党。党的状况如何，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多年以来，我们党没有系统地、深刻地、全面地整顿思想、组织和作风了。特别这些年来，在赵紫阳同志的纵容、支持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加上改革开放中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许多坏的影响也进来了。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倾向不断发展，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已经引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敌人打不到我们，三座大山都被推翻了。还有什么敌人能打倒我们？但是，如果党不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整顿，错误倾向不纠正，腐败现象不清除，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建设搞得不好，就可能再在出乱子。因此，我建议：
　
　    一、切实整顿我们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痛下决心坚决纠正错误倾向、清除腐败现象。
　
　    怎么整党？我看应当按照党章，针对党内的主要问题，提出下述简明扼要、容易掌握、便于相互督促检查的具体要求。
　    （一）扎扎实实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团结统一就没有巩固的基础。放任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腐蚀，党和国家就又可能出大的乱子，甚至变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长期坚持下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样的根本是非面前，任何共产党员都不应有丝毫的含糊。　　　　　　
　    这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对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而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却肆无忌惮地抓舆论，抓意识形态，拼命毒化人们的灵魂，把很多人的思想搞乱了。结果闹得四项基本原则好象不时兴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阶级、工人农民等等都不大讲了，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直有点象犯了忌讳，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倒吃香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说成僵化、保守，反对改革、开放。这些说法极为荒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岂不等于是说改革、开放就是背弃四项基本原则吗？不知道这类人到底想搞什么样的  ❝ 改革、开放 ❞ 。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党章规定， ❝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  所有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艰苦奋斗。要人民艰苦奋斗，党员必须带头，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
　    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当了 ❝ 官 ❞  ，就把人民放到脑后去了，甚至不是当人民的公仆，而是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成了老爷。对人民漠不关心，对工作不负责任，遇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受多大损失都不心疼，哪里象个共产党员？更有甚者，有些人一切向钱看，为了几个臭钱，违法乱纪，腐化堕落，把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人格统统扔掉了。他们籍权谋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等，简直成了吃剥削饭的寄生虫。在我们党内，这样的人当然为数不多，但是危害极大，影响极坏，必须彻底清理。违反党纪国法的，必须按党纪国法处理，不能再含含糊糊不了了之，甚至包庇纵容。
　    （三）增强党性，消除派性。派性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危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腐蚀党的肌体。拉帮结伙的人必然营私，必然任人唯亲，必然破坏党的原则和纪律。帮派团伙往往是腐败的窝子。搞帮派的人没有原则，互相吹捧、包庇，不讲是非，在他们中间 ❝ 吹、拍、骗 ❞  一类歪风邪气必然或多或少地风行起来，危害之烈足以断送党和人民的事业。全党上下必须同心同德，一致清除派性。
　    （四）建全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共产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过组织生活。过组织生活，要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人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常识都没有，却在那里大喊 ❝ 突破 ❞  ，谁知道他们要 ❝ 突 ❞  到哪里去！有了错误怎么办？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党内需要批评自我批评，就象人需要空气一样。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谈政治，不谈思想，不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当面你好我好，背后意见一大堆，党怎么能团结？怎么能加强战斗力？错误的东西不能及时纠正，问题越积越多越大，早晚要出乱子。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我看，同志之间还是老老实实，以党章和宪法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至于对违法乱纪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必须严肃对待，决不能姑息纵容。不能把 ❝ 从严治党 ❞  变成空话。

〔蔵書目録注〕

　上の赤字は、『最後的秘密』　新世紀出版社　2019年5月　では、欠字となっ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あいうあいあうあ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3 李鹏 （1989.6）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弄掉了。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要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1987年1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这种错误的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 “ 改造 ” 政治思想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绝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吸取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关闭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象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绝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坏。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识破，真象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于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〇〇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办公室翻印　　　　1989年6月28日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２ 李鹏 （1989.6）

　　

　　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  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 ，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 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 。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 “  国内人心所向  ” 和 “  国际进步潮流  ” 。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 《人民日报》 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 “ 对话  ”  ，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 “ 人质  ”  ，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  “ 赌注  ”  。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 “ 声援  ”  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 人民日报 》社论有 “ 错误  ” ，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搞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耍弄的有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的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指教 ” 。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 “  决定  ” 。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 “  打倒邓小平  ” 、 “  邓小平必须下台  ” 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 “  拥护赵紫阳  ” 、 “  赵紫阳万岁  ” 、 “  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  ” 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已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 “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 ” ， “  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 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各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 “ 智囊 ” 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处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 “  还我紫阳  ” 、 “  保卫紫阳  ” 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联，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 “ 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 的思潮相当严重的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 “ 已在瓦解 ” ，可以 “ 不胜而胜 ” ，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 、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 “ 大气候  ”  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 “ 四人帮  ”  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 民主  ”、 “ 自由  ”，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　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的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至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 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１ 李鹏 （1989.6）

　　　　　　　　　　　                                 　　绝密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鹏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 一 ）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 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 “ 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  ”  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 世界经济导报 》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 “ 平反 ”  ，为反自由化 “ 翻案 ”  。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 世界经济导报 》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 “ 五四  ” 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 、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    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遥言，蛊惑人心；    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    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 》 发表了 《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    “  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 
　　《 人民日报 》 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 “ 拥护共产党 ”  、 “ 拥护社会主义 ”  的大标语，并把先前 “ 打倒腐败政府 ” 、 “ 打倒官僚政府 ”  、 “ 打倒独裁统治 ” 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 “ 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 ”  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 、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 人民日报 》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 “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  ，“  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  。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 “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 。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再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 “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 ，“  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  。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 “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 。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 “  难免  ”  “  有人企图利用  ” ， 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邓小平同志三次重要讲话」 （1989.5-6）

　　　

　　　　　　　　　　　　　　绝密
　　邓小平同志三次重要讲话
　　        （ 根据记录整理 ）

　　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 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根据记录整理 ）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力。最有力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 人民日报 ≫ 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 李鹏同志：　“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 动乱 ” 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于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同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要点　
　　　　（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根据记录整理 ）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来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经过这次动乱，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动乱平息之后，要作出交代。主要两条：
　　第一，我们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觉到这是一个改革的有希望的面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否则真正就要永无宁日。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这次事情还没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会上街啊！肯定的一点，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不过，某些人所谓的 “ 改革 ” ，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 “ 改革 ” 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总之，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的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要反对腐败，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随便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人心，使人们认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

　　邓小平同志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同志谈话要点　
　　　　（ 一九八九年年六月十六日，根据记录整理 ）

　　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现在起要建立起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后来加了个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一个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久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从这个集体一建立 ，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任何一个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坐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什么事情总要有个比较，比过来比过去，轮到他了。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我在跟李鹏、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份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下注就下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国际上好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〇〇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办公室翻印　　　　１９８９年６月28日　　　　

〔 蔵書目録注 〕

　上の三つのは資料は、いずれもその一部である。
　また、最初の文中の青字部分は、六月十二日付の同じ講話資料により、補充したものである。
　なお、下の小冊子『北京の六月の波風』・『中国共産党13期4中総』（共に1989年、新星出版社）には、六月九日の講話の要旨・全訳等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北京の六月の波風
　　本社編

　新星出版社
　　北京

　　目次
　鄧小平の語る北京での反革命暴乱
　　（1989年6月9日）
　袁木中国国務院スポークスマンが記者会見
　北京で発生した反革命暴乱の真相を暴露
　　（1989年6月6日）　
　なぜ北京で戒厳を実施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か　‥　施偉
　　（『北京周報』1989年第26号より転載）
　北京で何が起きたか　　　　　　　　　　　　‥　施偉　
　　（『北京周報』1989年第26号より転載）

　鄧小平の語る北京での反革命暴乱

　　　鄧小平中国共産党中央軍事委員会主席は、6月9日の午後、北京・中南海の懐仁堂で、首都戒厳部隊の軍団長以上の幹部と接見し、重要な談話を発表した。
　　　談話の要旨は次のとおり。
　　　　　　　　　　　　ー　編集者

　今回の風波の到来は人びとの意志によって変わるものではない。ごく少数のものがまず動乱を起こし、それから、さらに反革命暴乱に発展させた。かれらのねらいは共産党を打倒し、社会主義制度をくつがえし、中華人民共和国を転覆し、ブルジョワ共和国を樹立しよ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る。今回の反革命暴乱を平定する中で、人民解放軍、武装警察、公安部門の幹部・警察はきわめて高い自覚を見せ、試練に耐えぬいた。わが部隊の幹部と兵士は、生命が危険にさらされても、人民を忘れず、党の教えを忘れず、国家の利益を忘れなかった。わが軍隊は、人民の子弟兵、国家の鋼鉄の長城に恥じない。今回の試練を経て、合格であることが証明された。これはわれわれの軍隊が永遠に国の守り手であり、社会主義制度の守り手であり、人民の利益の守り手であることをあますところなく表明している。
　今回の事件は、われわれにきわめて冷静に過去を考えさせ、また未来をも考えさせる。これによってわれわれの事業の足取りはより安定し、よりよいものになり、さらにより速いものになるだろう。われわれの過ちをよりはやく正し、われわれの長所をよりよく発揚することになろう。党の十一期三中総いらい、定められた路線、方針、政策は正しいものであり、一つの中心、二つの基本点、すなわち四つの基本原則を堅持する一方、改革開放も実行することはすべて正しいものであり、断固として変わることなく堅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基本的な路線と基本的な方針・政策は変わらない。ただし、真剣に経験を総括し、正しいものは堅持し、過ちは正し、足りなかったところには力を入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要するに、現在をしめくくり、未来に目を向け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中国共産党13期4中総
　　本社編

　新星出版社
　　北京

　　目次
　中国共産党13期４中総公報
　　　　　　　　　（1989年6月24日採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会委員の略歴
　鄧小平氏、北京の暴乱について語る
　　　　　　　　　（1989年6月9日）
　鄧小平氏の、四つの基本原則の堅持とブルジョア自由化反対に関する論述　
　　　　　　　　　（1979～1989年）　
　国づくりの本を堅持し、国を富強にする道を歩もう　
　　　　　　　　　（1989年6月25日付『人民日報』社説）
　旗幟鮮明に動乱に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989年4月26日付『人民日報』社説）　

　中国共産党13期４中総公報
　　　　　　　　　（1989年6月24日採択）

　　注「一つの中心、二つの基本点」とは、経済建設を中心とし、四つの基本原則（すなわち社会主義の道、人民民主主義独裁、共産党の指導、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と毛沢東思想）と改革・開放を堅持することである。

「李先念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6．21）

　　　　　　　　　　　                                 　　绝密　
　　　　　　　李先念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1日上午

　　我完全拥护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同意李鹏同志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报告，同意其他同志对赵紫阳所犯错误的严肃批评。我讲几点意见：
　　一、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挑起的动乱，在首都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而且引发了若干城市的动乱和骚乱。其范围之广、性质之严重，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这种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毫无疑问是由国内外反动势力挑起和制造的。也应该看到，动乱之所以能够发生，同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有关，同这种错误所造成的困难和它所引起的群众的严重不满有关。赵紫阳同志是这种动乱的祸根。事情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其根源也在赵紫阳同志，在于他明里暗里鼓励和支持动乱，在于他在党内制造分裂，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多数人，企图造成只有他才能来收拾局面的形势，通过动乱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主要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党中央集体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十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近几年来，赵紫阳同志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歪曲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在指导思想和工作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对此他不仅不作自我批评，反而在关键时刻，利用主要由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不满，借助动乱，来分裂党、反对党。
　　三、当前我们的失误和困难以及群众的不满，突出表现在财政连年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分配不公等方面。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在赵紫阳同志。
　　他不注意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不注意农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赞赏和鼓励 “ 赤字无害论 ” 、 “ 通货膨胀有益论  ” ，使宏观失控，造成长时期的经济过热，总供给与需要严重失衡。
　　他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事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上，而过份热心地提倡私营经济的盲目发展，又不作必要的管理，结果扶植了一大批 “ 大倒  ”  、 “ 小倒  ” ，让一批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的人大发横财。从北京的情况看，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这次动乱的积极参与者或支持者。
　　四、目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之风，特别是上上下下、党内党外存在着某些腐败现象。产生这些问题，不能都算在赵紫阳同志的头上。但是他负有主要责任。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提出要两手抓，提出要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陈云同志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对从严治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以后，更是撤手不管。他不仅不抓党的建设，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不讲艰苦奋斗，不抓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处处想方设法来削弱。他提倡 “ 淡化党风  ” ，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他借口克服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提出要 “ 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 ，甚至提出要 “ 改造党  ” ，把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党的组织搞得灰溜溜的，实际上取消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他的这些错误，实际上使我们的党逐渐向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蜕化。
　　赵紫阳同志甚至为产生腐败的所谓 “ 必然性  ” 寻找理论根据，似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 “ 必然产生腐败  ” 。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他不是根据群众的意见，采取措施制止少数干部子女参与倒买倒卖，反而强调在经商问题上人人平等，不要歧视干部子女。
　　五、赵紫阳同志是不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九八七年初批评胡耀邦同志他很积极，但是在他当上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下去，反而压制、打击执行中央方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许多同志，同时把很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保护起来。他虽然口头上说 “ 两个基本点  ” ，实际上从来不反自由化，直到这次纪念 “ 五四  ” 讲话，好几位同志提出应该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他拒不接受。这两年，在他的保护、纵容和支持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种自由化观点充斥一些报纸、杂志。象  ≪ 世界经济导报 ≫ 这样的报纸，就一直受到赵紫阳同志的支持和保护。很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但没有收敛，而且空前活跃。其中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动立场、并积极进行政治阴谋活动的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反对派，成为赵紫阳同志的依靠力量。他们中有不少人平时给赵紫阳同志充当 “ 高参  ” ，这次动乱中，则积极出谋划策，到处煽风点火，有的成为这场动乱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六、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以及所造成的混乱，党内很多同志早有察觉，是有很大意见的，他自己心里也有数。这次动乱发生后，有人就分析过赵紫阳同志的处境和他所能作出的选择。他们认为：赵紫阳一是把物价搞乱了，他在这方面的形象不好；二是政治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他的形象不好；三是廉政上他的形象也不好。他们认为，赵紫阳别无选择，只有和邓小平保持距离，收买 “ 人心  ” ，才能保住自己。这倒很可以说明他在这场动乱中的反常表现。这种动乱中，从学校的大字报、天安门的标语口号到大街小巷的各种传单，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人，特别是把矛头集中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情的性质是如此的明显，但赵紫阳同志就是不承认是动乱，反而加以鼓励和支持，他采取的究竟是什么策略，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七、去年九月，赵紫阳同志会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里德曼，两人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等问题进行了长谈，被海外学者称为 “ 历史性的会见  ”。接着海外报刊就透出一种舆论，就是  “ 倒邓保赵  ” 。一些资产阶级的文人、政客，围绕这个题目写了不少文章，诬蔑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邓小平退休。他们认为 “ 今日中国经改的问题所在，就是赵紫阳不拥有独裁的权利 ” ，“ 赵紫阳独裁的障碍是邓小平 ” 。连香港的一些人士也看出了这些人的用心，说 “ 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而老邓则有不少正统的东西  ” 。香港人士还认为，这是 “ 北京利用香港传媒 ❛ 倒邓保赵 ❜  ” 。在国内则有严家其同温元凯的对话广为散播，提出所谓 “ 防止用非程序性的方式更换领导人 ” 。这些现象同赵紫阳同志在这场动乱中的反常表现有没有关系吗？
　　八、这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愧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不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工人阶级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基础。
　　我们还应该坚信，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次动乱中，即使有些人有过激的言行，总的来说，他们的愿望是善良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合理的，决不能把他们统统当作坏人。对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确属受到误伤的群众，需要认真地妥善地加以处理。当然，对那些极少数煽动、策划、组织暴乱的人和暴徒，那就应当依法严惩。
　　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发展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些今后仍然要坚定地贯彻执行。但是，在具体工作中确有一些失误。这次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它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说明我们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方面，都有许多经验需要认真总结。现在，我仅就重振党的威信，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在全党特别是在中高级干部中，认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分清是非，认清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当中，切实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为了适应这个任务，对于思想舆论领域多年来存在的严重问题，还要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整顿。
　    第二，下决心彻底清除腐败现象。首先从高级干部做起，从我们这些老家伙做起。对于群众强烈不满的以权谋私行为和种种奢侈糜费现象，要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我们的干部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确有少数领导干部子女参与倒买倒卖。对此，要吸收党外人士、群众代表参加清查，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违法的必须依法处理，绝不姑息。为了我们的党和国家，所有老同志都要下这个决心，带这个头。
　    第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首先是加强党内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
　    同志们，现在真正是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是该痛下决心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和做法，克服缺点错误，全党团结一致，并团结全国人民，振奋精神，共同奋斗。多难可以兴邦，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的，我们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为之奋斗终生的、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办公室翻印　　　　１９８９年６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