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
李锡铭同志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19日上午
我们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完全拥护李鹏同志刚才的讲话。现在，我和希同同志作一个联合发言，讲四点意见。
一、两个月来北京发生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问题出在党内，是长期支持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赵紫阳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几年，社会思想混乱，精神污染严重，各种非法组织活动猖獗，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最根本的原因，是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得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1986年末和1987年初，针对当时极少数人借学潮之机，大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是，这场教育和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干扰，没有能够持续地开展下去，只搞了三个多月，就半途而废。1987年5月13日，他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上，匆匆忙忙地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失去了公开的市场”。尽管也说了一些要“深入”的话，实际上是把这场教育和斗争停了下来。去年6月，一些人再次借学潮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把这些材料如实地报送中央、向赵紫阳提出建议，要大力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尽快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状况。但是，他对我们的意见不以为然。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反复强调“不要仅仅归于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泛泛地说四项基本原则”，“不要一般地说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只要把改革的成就、改革所处的阶段、怎样看待改革中的问题等等讲清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赵紫阳同志这样讲，实际上是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去年来，有几个方面的动向，很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去年上半年，新闻界、理论界、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事体制改革的部门，有些人通过写文章、作报告、办训练班，大搞拥赵活动，把赵紫阳同志吹得神乎其神，似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是邓小平同志，而是赵紫阳同志。一些港台报纸也紧密配合，遥相呼应，登了不少吹捧赵紫阳同志的文章。二是去年下半年，一些中央部门出的报刊，采取影射的方法，什么“垂帘听政”、“老人政治”、“封建专制”等等，反对小平同志的思想、路线、政策，一直到旁敲侧击地对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三是今年来，各种狂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非法集会纷纷出现，各种“论坛”、“沙龙”、“研究会”、“座谈会”、“名人名家联谊会”频繁活动，混淆黑白，搞乱人的思想，毒化政治气氛。他们中间有的人不仅在社会上进行明目张胆的活动，而且打入企业、机关、团体，一直打进中央国家机关和一些领导部门。面对这些反常的现象，赵紫阳同志不闻不问，满不在乎，对某些活动甚至颇为欣赏。事实上起了支持、鼓励和纵容的作用。今年北京的学潮来势这样猛，很快就发展成为政治动乱，接着就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长期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是个根本原因。
这次动乱当中，万人大游行接连不断，两次发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华门事件，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咒骂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肆无忌惮，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我们向中央作了充分地反映，急切地希望赵紫阳同志听取汇报，研究对策。但是，赵紫阳同志却抱着一种我们实在无法理解的态度，毫不在意，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发生了上万学生冲大会堂东门的事件，赵紫阳同志在四楼上看得一清二楚的，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却若无其事，转身就离开大会堂打高尔夫球去了。当时在场的同志以及保卫人员对这种举动十分不满，连日本商社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了讽刺挖苦的话。
五月初，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拿出了一个准备在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征求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我们建议在讲话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思，希望这样能够对学潮和动乱起一点扼制的作用。但他根本不予理睬。5月10日，中央通知我们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学潮和动乱情况，我们准备了材料，但赵紫阳同志却根本不听，而是大谈什么“透明度”、“司法独立”等问题，还说什么“我们过去往往是原则和行动背道而驰，我们党对我国的宪法就是根本不打算执行的”等等。在这个会上，我们提出新闻界存在某些自由化现象，对这次学潮起了不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他不但不同意这种看法，反而要我们去向这些舆论寻求“共同点”。
近几年，赵紫阳同志一再贬低党的领导作用，贬低思想工作的作用，贬低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87年秋在北戴河会议上讨论十三大报告的草稿，他在谈到如何规定省、市、自治区这一级党委的职能时，提出了一个所谓“介乎”中央和基层之间的奇怪概念，甚至同国民党的省党部作类比，实际上是想取消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作用。后来，对基层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他完全违背小平同志对监督保证作用的论述，自己提出了一个所谓“类似于机关党委”的模糊概念，实际上是抹煞了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承担的重大政治职责。接着，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又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似乎党在这方面犯了什么根本性的错误。直到今年3月的一次座谈会，他还认为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委只不过处于“协助”地位，而不承认它是党的首要职责。此外，他还提出了工会要同党“保持距离”的主张，抹煞了工会是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纽带的性质。正是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近几年，“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作用淡化”等谬论甚嚣尘土，党的建设被削弱，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群众工作被削弱，政工干部队伍被削弱；而那些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却从赵紫阳同志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变本加厉地攻击党的领导，污蔑思想政治工作，丑化政治工作干部，以求达到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这些年来赵紫阳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支持和纵容，是这次学潮演变成为政治动乱，进一步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主要原因。赵紫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邓小平同志4月25日的讲话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赵紫阳同志从中作梗，学潮早就可以平息。
耀邦同志逝世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呼应和策划下，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暴烈的学潮。几天工夫，各种大小字报、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公开提出要“打到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4月18日、4月19日，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4月22日追悼会后，学潮更是变本加厉。一些人扬言要“联合工农，打到暴政”。游行、集会此起彼伏，演讲、传单到处可见。非法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积极插手。短短十天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极少数人利用学生的邀请，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和失误，发动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4月24日晚，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我们的意见，要求我们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平息学潮，稳定局势。第二天，小平同志对学潮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从性质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动乱。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正确指出了问题的性质，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社论发表后，大家觉得心里有了底，工作有了依据，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采取措施了。市委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沟通思想；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努力争取中间群众；开展各种对话活动，使政府同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缓解的可能；同时，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学潮向社会蔓延。
事实证明，这些工作是取得了成效的。由于4月26日社论的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7日游行时打出的是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等标语口号。同时，学潮的温度也明显下降。他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人数由三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二万人，围观和支持的群众也大为减少，对话的积极性也不那么高了，有的学生说：“要对也对不过政府”。非法的学生组织只不过盼望使自己的组织合法化，以便作长期斗争。“五四”游行之后，学潮的头头们就宣布次日复课，转入校内民主斗争。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复了课。显然，这场学潮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由于赵紫阳同志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使得已经接近平息的学潮波澜又起。本来，在朝鲜期间，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赞成4月25日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回国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的社论。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但，打了气。
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同志，对赵紫阳同志的那番讲话感到迷惑不解，无所适从。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闹得这么凶，究竟是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生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处境十分困难，有的痛哭流涕，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本来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已经见到成效，一时向我靠拢的教师、学生顿时又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倒向了另一边。当时，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非常难办，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5月10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我们的汇报。我们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另一次会上，我们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追问：“谁把你们被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那几天，一些中央的舆论单位对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公开给予支持鼓励，而对同动乱分子作积极斗争的同志却给予不断的压制和打击。上上下下不少的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连游行的痞子也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被出卖了”。当时我们确实处在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我们想办也办不了。
同我们的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已经复课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5月4日当晚听了赵紫阳同志讲话，就重新宣布罢课。同政府对话的条件，也大大提高了价码，甚至以“政府无诚意。”为借口，发动了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为时7天的大绝食，造成极大的社会震动。在某些舆论部门的煽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全社会的介入，从5月16日至19日，声援学生的群众大游行由几万人扩大十几万人、几十万人。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幕后策划动乱的人赤膊上阵，走上前台。一些自称“受党中央委派”的人，与非法组织勾结起来大肆活动。一些新闻界的人士也登台亮相，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展了大串联，24个大中城市相继爆发了游行、示威、静坐、绝食，24多万学生进京。戈尔巴乔夫访华等重大国事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国家政治生活失常。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借会见戈尔巴乔夫之机，把邓小平同志推了出来，愈加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一时间，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一些人扬言要用群众暴动的方式“推翻李伪政权“、”打倒邓、扬、王、李新四人帮”，甚至扬言要在“三天之内建立新政府”，而且造谣“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已脱离伪政权”“30多个国家已断绝同伪政权的关系”，“世界各大银行已冻结对中国的贷款”，还有人居然敦促北京市委、市政府同“李伪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一些人扬言要建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北京区政府”，以取代合法的市人大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各种社会中渣滓纷纷跳了出来，组成“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要充当反革命夺权的突击队。动乱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同赵紫阳同志这一段的所作所为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赵紫阳同志是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
三、从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赵紫阳同志把自己摆到了党的对立面，出现了许多极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搞清楚。
在动乱急剧发展，形势迅速恶化的重要关头，赵紫阳同志在政治局的常委会上，公然主张接受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要求，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而且伪善地说，这件事情可以由他来承担责任。赵紫阳同志这样搞，究竟想到什么目的，是很清楚的，是任何人也欺骗不了的。政治局常委坚决否定了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赵紫阳同志在他的目的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此要挟中央，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党内最高的核心机密，为什么那么快就泄露了出去？5月19日，自称“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进行绝死的斗争”。在如此露骨的挑动下，动乱更加升级，在连续几天的大游行中，打出了大量的标语口号，一方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棒赵紫阳同志，呼唤“还我紫阳”，“党无紫阳，国无指望”，“紫阳出来，伸张正义”，“党的总书记，人民需要您”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赵紫阳同志在中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谁知道，赵紫阳同志的身边有一个“智囊团”。这个“智囊团”的有些人，在这次暴乱中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5月19日，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发展中心研究所”、“中新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四家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和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实际上是把戒严的决定暴露了出去。在这个《声明》的指挥下，果然在当天晚上，为了迷惑群众，绝食变成了静坐。同时，军队即将进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如此肆无肆无忌惮地泄露机密，如果没有很硬的后台，是没有人敢这样干的。
这里必须搞清楚的是，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由政治局常委内部商量决定的。这样的核心机密是通过什么人走露出去的，不搞清楚能行吗？现在已经抓获的“高自联”的头头供认，5月19日下午四点，的确有人以“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这个消息。难怪在国务院宣布戒严之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有足够的时间，煽动青年学生和不明真象的群众，到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阻止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执行任务。甚至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也险些无法举行。这么高度的机密，就这样被泄露出去，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颇有感受，好几次我们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说的一些话，很快港台报刊就披露出来，是谁给他们通的气？这说明，在我们党的最高层，有内奸，有黑手。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都能先我们一步，往往使我们陷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这些问题必须追根寻源，彻底查清，否则将会给我们留下无穷的隐患。
四、几点建议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最近几年，思想混乱，社会震荡，学潮不断，以致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象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为此，我们对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１、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旗帜鲜明地、实实在在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百年实践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治国、建国之本。坚持四项原则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经常性的任务，而不是突击一阵能奏效的；不能形势稍有好转，就把四项基本原则抛到一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而是要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起引导作用，对一切错误的东西起抵制作用。一定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化、经常化、制度化，一定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把宣传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顺利地发展。
２、要下最大的决心，用足够的精力，拿出相当的时间，认真做好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既要坚决打击社会上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又要深入清理内部，绝不容许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的人占据要害部位。在彻底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基础上，建议进行第二次整党，消除在政治上同党相对立的以及不合格的党员，保持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如果不下决心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搞彻底，如果不在党内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整顿，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
３、经过这次动乱和暴乱，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确实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现在虽然在政治上控制了局势，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赢得人心。因此，当前要下决心办几件事，首先是在消除腐败、惩治官倒、治理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切切实实办几件深得人心的事。把人心争取过来，把经济搞上去，今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办公室翻印 1989年6月28日
〔蔵書目録注〕
上の赤字にした部分は、『最後的秘密』 新世紀出版社 2019年5月 では、欠頁となっている部分であ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