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 文件
公安部
民政部
〔机密〕 统发文〔81〕328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厅（局）、民政厅（局）：
根据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的批示，现将《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发给你们，有关这项工作的未了事宜，请按报告中的意见，妥善处理。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 民政部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
抄送：高检、高法、全国人大常委机关党组、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
中央书记处：
粉碎 “四人帮” 后，一九七八年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做好安置和其他善后工作。这项落实政策的工作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已胜利结束。截止一九八十年底，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共改正了五十四万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五十五万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八的人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本着从宽精神予以改正的。今年上半年继续进行复查，估计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不过五千人。对失去公职的二十七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对原来工作安排不当的作了调整。基本上做到了量才使用，各得其所。另外，对被划为 “中右分子” 和 “反社会主义分子” 的三十一万五千余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基本落实了政策。对其中失去公职的作了适当安排。有关档案材料，也作了妥善处理。不少地方对贯彻这项政策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验收。实践证明，严肃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党内外深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它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促进安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使党的威信进一步得到恢复和提高。改正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放下了多年的沉重包袱，解放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不少人在四化建设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许多港澳、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籍华人，函电叠来称赞我党的这项决定，有的人专程回国探亲，表示要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贡献力量。总之，这项落实政策的工作，规模是空前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深远的。
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胜利，是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胜利，是解放思想，清除 “左” 的错误的一项成果。在落实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必须从 “左” 的错误思想中解脱出来
才能落实党的政策
落实政策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二十多年来，在 “左” 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右派问题成了不敢问津的禁区。虽规定右派属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当作敌我矛盾对待，与地、富、反、坏一起列为专政对象。一九六二年又有 “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 的规定，并成了一条戒律。一九七七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把反右派斗争中许多 “左” 的错误载入了经典。人们谈右色变。三中全会以前，一九七八年四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负责起草的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即中发〔1978〕11号文件，虽然宣布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还是重申一般不搞甄别平反的规定。当时有的同志就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九七八年六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摘帽工作会议上，一部分同志已经认识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问题，主张按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进行复查和改正。实事求是、错划多少就改正多少。另外一部分同志虽然也看到了扩大化的问题，但鉴于一九六二年中央已有的明确批示，思想顾虑很多。会议仍然维护了 “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 的戒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实践教育了我们，维护原来的戒律，违背了我党实事求的作风，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一九七八年九月报请中央批准下达的五十五号文件，明确规定： “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改正” ， “恢复政治名誉” ， “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 。打开了对右派不搞甄别平反的禁区。这是对十一号文件的突破，在我们思想上也是一个飞跃。
在两个 “凡是” 的禁锢和影响下，五十五号文件开始执行时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干扰。许多同志怕这样一来，否定了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派斗争 “这场伟大革命” 的成果，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了革命路线；怕搞乱了；怕说以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在实际工作中，顾虑重重，如履薄冰。一九七八年九月摘帽办公室又在北京召开了十省市座谈会，学习五十五号文件，大家都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具有历史意义。但对贯彻执行有程度不同的畏难情绪，有的同志要求发些案例，定个改正比率。当时一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也不敢冒然申诉，徘徊观望，虽喜犹惧。因此，从发布五十五号文件到三中全会几个月内，全国范围里的复查改正工作，尚未认真开展。
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全会提出 “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方针，并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实事求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榜样。全党同志开始从两个 “凡是” 中解放出来。一九七九年二月，我们召开了全国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公安部、中央党校、河南永城县委等单位介绍了他们解放思想做好复查改正工作的经验。宋任穷、刘澜涛等同志到会讲话，着重阐述了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并且第一次提出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 的问题。他们在讲话中还指出： “改正错划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 ， “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 。这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也是解放思想的促进会。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地、县都召开了类似的会议，不少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出席讲话，主动承担当地扩大化错误的责任，做解放思想的工作。在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落实这项政策的工作进展很快。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全国改正了四十九万人，有二十一万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不少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园，“断绝关系” 的父子，重新欢聚。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博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它的重大意义，越来越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
长期形成的 “左” 的错误思想，总要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当批判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时，一些同志，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认为改正右派错案 “右了” 、“过头了” 。中央四十三号文件第六条规定，错划右派改正后 “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 。使应该、也正在落实政策的二十余万人的问题搁浅起来，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陷于停顿，上访猛然增加。中央针对这一情况，就如何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又下达了中发〔1979〕65号文件，使这项落实政策的工作得以继续开展起来。随后，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复查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42号文件，使反右派斗争中所有遗留问题，从政策规定上得到了较彻底的解决。
随着复查改正的深入进展，党内外有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的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有的同志，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冕、假、错案混为一谈。被改正的同志绝大多数表现很好，顾大局，向前看。但也有少数人要求过高、纠缠旧账。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 “关于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复查请示” 的通知》中，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严肃地指出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全盘否定反右派斗争的观点 “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 。还指出，改正的人有三种情况，除了完全划错了的和发表了错误言论但根本立场上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以外，一部分人是属于可改不改而从宽改正的。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这场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这个文件是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总结。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不断地清除 “左” 的思想影响，克服片面性、端正思想路线，才能正确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解放思想的基础
解放思想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就是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客观实际，发表意见，处理问题。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对右派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先后到了十五个省、市，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处理了两万三千多件群众来信，接待来访群众一万三千多人次；查阅了数百份被划为右派的人的档案。各地摘帽办的同志都同样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对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斗争中扩大化的始末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增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感和迫切感。大量事实表明，一九五七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有的是杀气腾腾。对这股思潮的批判，对这种进攻的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思想片面和工作中的错误，以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把斗争推向全国时，产生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一些正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当成了右派的进攻，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许多同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错误地划为了右派。有的地区、有的单位打击面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如河南永城县全县将近三分之一的干部划成了右派，中共蚌埠市委监察委员会十一名干部划了十名右派，湖南日报一百一十二名干部，划了五十二名右派。河南、安徽一些县有一半左右的中、小学教师被划成右派或因右派问题受到处分。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违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不应采取极端政策的指示，都给了较严厉的处罚。是共产党员的，都开除了党籍；当时有二十一万人被开除公职；降级留用的，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加重了处理。到一九七八年，原划右派中除亡故的五万五千余人外，只有十六万人有工作，而且多数用非所长。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流落农村、街道 “自谋生活” 。被划为 “中右分子” ， “反社会主义分子” 的人，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处分。据不完全的调查统计，有三十余万人需要妥善安置。这个面宽罚重的扩大化错误，严重地伤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损坏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改正这些错案，消除扩大化错误的影响，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正是在调查研究中、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对右派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不断解放，为处理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办法、措施也不断地完善。两年中我们代中央起草的七个文件、电报，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受到实践的检验，既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符合国家当前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是可行的、正确的。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调查研究是解放思想的基础。
三、全党都要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还要
有必要的组织措施和物质保障
使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开花结果，必须有必要的组织措施和物质保障。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取得成功，在具体工作上除了党委领导，全党动手，群众路线，这些普遍的重要的经验外，突出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都有专门的工作班子。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组成摘帽工作办公室，负责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具体工作。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处理右派问题的领导小组，由组织、宣传 、统战、公安、民政、人事、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都抽调一批有一定政策水平的同志组成专门工作班子。山东全省有九千六百多干部参加了专门班子的工作；上海市参加摘帽办公室工作的共有三千余人，江西县以上摘帽办公室工作人员有两千一百余人。全国约有十几万干部，为落实这项政策整整付出了两年多的辛勤劳动。二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国家劳动总局拨出三十五万专项劳动指标，解决安置问题。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广开门路，想方设法对一些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作了妥善安置。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都支出一定数量的经费，解决实际困难。如安徽省在一九七九年地方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五百万元用于处理这个遗留问题。仅困难补助一项上海就拨出二百八十一万余元，山东拨出一百三十五万元。使一些长期失去工作、生活困苦的同志有了为社会主义效力的条件，使政策落到了实处。
四、善始善终处理好未了事宜
从全国范围说，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已胜利结束。由于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时间拖得长了些，有些地方留有尾巴；也有的政策规定前后左右照顾不周；宣传上不很全面。还有一些末了事宜需要妥善处理，要一抓到底，件件落实。我们建议：
１．有些人的具体问题，中央文件没有规定或几处规定不尽一致的，由本人现所在地根据具体情况，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解决：跨省、市、自治区安置的，由本人现所在地按照政策，妥善安置，不能推诿，不要留尾巴。
２．对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子女要求回城、就业或按知青对待的问题，中央已有既定政策，有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情况，变通处理是允许的。但应照顾到左邻右舍，对外省、市、自治区迁入本省、市、自治区的受株连的子女，应一视同仁。
３．各级党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清理 “左” 的思想，解开疙瘩，增进团结，解决好落实政策中的末了事宜。
档案材料尚未清理的，要按照中央组织部的有关规定，抓紧清理，消除影响。
４．中央五部摘帽办公室宣布撤销，遗留问题，分别由各业务部门处理：有关右派问题的申诉、信访，由中央统战部负责处理；有关安置、工资、福利等方面的问题由国家劳动总局和国家人事局负责处理；涉及判刑、劳教、户口等方面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负责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对有关遗留问题的处理，由当地党委决定。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
公 安 部
民 政 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80〕42号
〔机密〕
中共中央关于历史反革命
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复查问题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二月五日四川省委请示对历史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和划为右派后又有新罪被判刑的人，其右派问题是否予以复查。据了解，其他地区也有类似问题。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不再留尾巴，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反右派斗争前已定为历史反革命，但仍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继续工作，在反右派斗争中戴上右派帽子，同时戴上反革命帽子或其它帽子的人，以及被划为右派以后有新问题或新罪的人，被开除、劳教或判处刑罚，不论所受的处罚是否终结，对他们的右派问题都要进行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二）对过去已有结论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未明确不以反革命论处，仍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继续工作的人；和过去已按历史反革命论处，但服刑或管制期满后，又吸收参加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如其右派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后，其历史问题应维持反右派斗争以前的结论。能够工作的适当安置工作，恢复被错划为右派以前的生活待遇。
（三）对划为右派后因新问题或犯新罪，被开除、劳教或判处刑罚的人，应首先复查其右派问题，如确属错划，应予改正，将复查改正意见抄送有关单位或有关司法机关。如有关单位或有关司法机关对开除、劳教或判刑处理作出撤销原处分或原判的决定，即按错划改正人员对待。如其因新问题或新罪而受到的开除、劳教或判刑处理，不属于错案，应维持原来的处理，其右派问题虽得到改正，但不能按错划改正人员对待。
（四）对上述人员的复查改正和应予安置的人的安置问题，均按中发〔1978〕55号、〔1979〕6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在此通知下达以前，各地对上述人员的处理，如与此通知无原则出入，可不再变动。
中共中央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
（此件发至省、军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发出
总政治部办公厅翻印 共印 13535份
（1980）政协字第54号 机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报）
摘转北京军区党委
《关于六十六军炮兵团发生
严重政治事件的初步情况报告》
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委直属各院校党委、政治部：
现将北京军区党委《关于六十六军炮兵团发生严重政治事件的初步情况报告》摘要转发你们。
六十六军炮兵团发生的问题，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这个团、主要是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希望各单位从中吸取教训，并对本部队有关党的路线教育、选拨识别干部、作风纪律、行政管理等情况，进行一次分析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要认真教育部队、特别是干部，深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坚信党中央的领导；对于错误的思想认识，要及时进行教育批评；对于分裂党中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要坚决给予揭露和斗争。要进一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严格行政管理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和各种犯罪分子的破坏、捣乱。
总政治部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北京军区党委关于
六十六军炮兵团发生严重政治事件
的初步情况报告（摘要）
十一月八日，河北省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临时工郜怀明，携枪窜到六十六军炮兵团，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对此，我们派人协同六十六军、河北省军区进行了调查，现将查证的初步情况报告如下‘
一、郜犯制造事件的经过和主要犯罪事实。
郜怀明，男，二十七岁，河北省冀县人，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七三年入伍，一九七六年入党，原在鸡泽县武装部任通信员兼打字员，今年五月退出现役，暂留武装部军械库当临时工。
郜犯冒充军人，着干部服装，携带驳壳枪一支、子弹八发，于十一月七日下午一时，窜到炮兵团运输连找到战士刘继虎（刘的父亲是鸡泽县武装部副部长）。刘将郜安排在团卫生所司药王贵月住宿。八日，郜同刘继虎和修理所技师杜军（其父亲是鸡泽县武装部原副部长）到天津游逛了一天，又返回营房。当晚六点四十分，郜犯到团政委祝福祥宿舍。七时许，祝从办公室回到家。郜对祝慌称： 我原在鸡泽县武装部工作，后调中央警卫团，这次到南边办点事，看了下武装部两位老首长，来时两位部长叫我看看他们的孩子。随后，他别有用心地询问当前干部、战士对现行政策有什么看法，并说他们那里是乱糟糟的。祝作了解释。郜对祝讲：“政委，今天我来一是看两位首长的孩子，二是给你贺喜来了，命令你为六十六军政委，你们团长为六十六军第一副军长，现在必须马上召开党委会，宣布中央命令。” 当祝向其要中央文件和身份证时，郜说 “我有华主席的亲笔信” ，顺手从提包内掏出一支驳壳枪，把子弹推上膛，造谣说 “中央出现了新情况”，接着对邓副主席进行恶毒攻击，散布分裂中央的言论。并强令祝写了通知团干会的条子，让在场的祝的爱人王丽华（天津第一化工厂基建科干部）送给值班的团副政委王广盛，王即通知四名团干到祝家开会。在会上郜再次恶毒攻击邓副主席，宣布祝任六十六军政委，该团续俊生副政委任团政委，诡称 “十一月十五日要成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郜讲完后，要祝召开全团军人大会传达，祝提出逐级传达的意见，遂改为 “先传达到营”，让团干分头通知。
半小时后，在团部会议室召开了有三个营的副营长、团作训股长和五名团干参加的会议。郜除继续散布上述反革命言论外，还疯狂进行反革命煽动，提出 “打倒邓政权”、 “建设新中国” 的口号。还说行动要保密，谁违犯了决不客气，对上对下的电话联络一律停止，人员一律不准外出，家属、小孩不准上班上学。团的干部要分头下去，迅速传达到连。
干部走后，郜还询问祝天津电台和电视台的情况，全团紧急集合十分钟行不行等。当九日凌晨约四时把他抓起来后，还猖狂地说：“抓了我一个，还有 ‘革命者’ ，胜利是我们的。”
二、祝福祥等人在这次重大政治事件中政治动摇，严重丧失立场。
祝福祥身为团政委，在这次严重政治事件面前，贪生怕死，严重丧失立场，多次屈从郜犯，任其摆布。他两次召开会议，向到会人员介绍郜是 “新中央委员会的特派员，来传达新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使郜犯大肆放毒。他在趁郜犯去厕所的机会，摆脱了郜犯的控制之后，跑到炊事班躲起来，虽然得知军已有把郜犯抓起来的指示，但不敢露面，而叫别人执行这一任务。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其他参加两次会议的几个团的干部，在听了郜犯的反动言论之后，竟没有一人挺身抵制，也是很错误的。他们在第一次散会之后，虽然曾经议论郜犯不是好人，向军作了电话报告，但还是通知四个营干参加了第二次会议，给郜犯又一次提供了防毒的机会。
郜犯在作案过程中，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将其抓捕，但顾虑多端，迟迟不敢下手，使郜犯猖狂活动达八个小时之久。
三、这次政治事件是极为严重的。
反革命分子郜怀明仅凭一身军装，一支驳壳枪，居然能在炮团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其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炮团的一些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坚决斗争，特别是政委祝福祥任由郜犯摆布，在思想上是有共鸣的，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气节。这反映了一些干部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很差，也暴露出我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我们深感痛心。
这一事件发生后，该军立即派出工作组到炮兵团稳定部队，进行正面教育，消除流毒影响，并把团的领导干部和与事件有关的四名营干集中到军，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检查错误，总结教训。军区党委常委对这一事件作了认真分析研究，部署了工作。并召开各军级以上单位的政治部主任、保卫处长会议，认真吸取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深刻教训，进一步抓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为尽快把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查清，我们又派一名政治部副主任带工作组赶赴六十六军。待查清处理后，再作报告。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发： 全军各大单位 （共印 份）
总政治部办公厅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印发
三、当前斗争任务
为了镇压反革命工作的继续深入和继续发展；为了保护已经获得的成绩和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中央公安部于五月中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除了总结过去七个月来的工作经验外，并确定了当前斗争任务。概括起来，有如下各项：
第一、鉴于一般地区，处决反革命罪犯的总数，已有不小的数量，需要迅即加以收缩。有些地区，逮捕了大批反革命罪犯，极须加以清理。有些干部，随着群众反奸情绪的高涨，已发生开始发生左的错误偏向，需要加以预防或纠正。同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在城市开展的结果，又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并已开始牵涉到统一战线和机关内部。为了保证运动继续正常地、健康地发展，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在今后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应该有更加严格的控制；逮捕与处置反革命罪犯的权限，应集中在更高级领导机关的手里；在若干已经发生了的新的问题的处理上，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
第二、基于以上的方针，对于有血债或其他严重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和在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其中少数的罪大恶极分子为原则，其余多数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才能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可能保存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此外，还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第三、现在全国积案未清的罪犯，必须有几个月用全力清理积案。因此决定：在今年六月至九月的四个月内，全国各地，不论农村和城市，除现行犯外，应一律停止捕人，以便集中精力清理积案。
第四、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确定全国一切地方，捕人批准权属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属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关于在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和在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其捕人和判罪，一律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政务院批准，依昭慎重。
第五、清理大批罪犯的积案，是最近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钜的工作。各地必须从各方面调集大批的得力干部，首先是继续集中政法部门各方面更大的力量，在六月至九月的四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
在清理积案方法上，首先应该清理该判处死刑的和可以释放的。对于拟判一年以上徒刑的犯人，除不能劳动者外，必须一律组织他们参加劳动。为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
第六、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凡已有这一工作的地区，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大。主要的办法，是由县一级、专署一级、省市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中央一级，共五级，分工负责，划分人数，指拨经费，调配干部和关押的武装部队，组织犯人劳动，从事大规模的水利、筑路、垦荒、造林、开矿和造屋等生产建设事业。此事极为艰巨，又极为紧急，必须用全力迅速地获得解决。
第七、对于清理混入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学习、自觉交代的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压反革命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用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但在自动交代完毕之后，可利用极短的时间，发动一次普遍的检举，以清查那些怙恶不悛、拒不交代的潜藏的反革命分子。
第八、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为此，（一）应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二）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三）如果经过政府宽大处置后尚发现其中有少数坚决反对人民和进行破坏的分子，则须予以必要的惩治。
第九、经过此次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尚未破获的特务间谍分子必会更加隐蔽，因此，公安部门必须进行更系统的侦察工作，并教育人民群众多方面地经常地注意防奸工作。特别是对于外国反革命分子，各地必须抓紧进行系统的侦察，求得弄清情况，逐步破案，以便争取在一定时间内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务间谍分子。
第十、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压反革命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方针，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法委员会首长批准后，正在全国付诸实行，为了解情况和督促会议决定的实行，中央公安部组织了二十个检查小组，于六月十五日出发各地检查工作。据已知情况：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较晚的若干城市例如上海，已经依照第三次公安会议的精神，处决了一批应该处决和必须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相当满足了人民要求。清理积案现已获得很大成绩；监狱状况亦有改善。过去几个月，有些地方调集了数以千计的干部，从事清理积案工作，现在西北业已将全部积案清理完毕，华北的积案已大部清理完毕，华东、中南、西南案件最多，预计大多数地区可于八月底基本清理完毕。但除西北外，各区都还有一部分地区积案尚多，需要用极大努力，才能按期将积案作适当的清理。其次大批罪犯现在已经投入或正在投入劳动改造中。但因参加劳动的系曾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数量很大，生产计划与组织及犯人监管工作，均极艰钜复杂，尚须作进一步的解决。
这次检查结果，发现若干地区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迄今仍然十分不够。有的县份，虽然也有大量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存在，但迄今却连一个反革命分子也还没有处决，在这种地区，即在各地清理积案期间，也应允许他们在省和专署领导机关严格控制下，除现行犯外，同时逮捕一批应该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并处决一批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首恶分子。又有些地方由于群众还没有起来或者区村政权被坏人操纵把持着，因此，各种反革命分子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镇压，而且仍在野蛮地残害和压榨人民，在这种地区必须加强领导或改换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给反革命以彻底有效的打击，同时现在即须首先逮捕一批首恶分子，以便顺利发动群众。其次，即便在镇压反革命工作进行得比较好的地区，也仍然还有不少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寻隙向人民进行报复性的破坏，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又仍在向中国大陆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并以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破坏活动，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仍是十分严重的斗争，丝毫不能松懈我们的警惕性，必须继续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彻底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政务会议上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不登报）
总理指示：此件作为各级政府内部干部学习文件。
一、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概况
自从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镇压反革命指示以来，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前后，我人民公安机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政务院及政法委员会的密切指导和政法各部门的共同工作下，并经过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共产党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体公安人员的极大努力，发动了并依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镇压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到今年五月为止，全国各地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其中有一大批血债甚多，对人民、对祖国犯有极严重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首恶分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六，恶霸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罪行）占百分之七点七，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三点五。此外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这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表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又一次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成立不久，就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措施，我们以为这是十分适时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其所以正确和必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以及在其长期的残暴罪恶反动统治下，所造成的匪首惯匪等各种罪恶分子数量还是很大。据西南公安机关报告：该区在解放之初，有蒋介石匪帮留下的特务八万人，土匪一百万人。此外，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以及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等等，都有很大的数目。中南、华南、华东等新区，土匪虽不及西南之多，但其他情况则均相类似。东北是老区，一九五〇年十月统计，亦尚有职业特务六千余人，反动党团骨干、国民党军、政、官员中的反动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恶霸分子等合计近六万人。这些人曾经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或产物，长期的用尽各种方法压迫、剥削人民，以至于虽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他们仍然在若干地方，公开半公开地继续压迫人民，榨取人民，反对革命，使人民不能真正翻过身来，因而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成为人民的死敌，成为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幻想复辟的内应。人民群众对于他们已痛恨到极点，因而有很多地方不约而同地称呼他们叫『小蒋介石』。他们的罪恶历史很长，作恶很多。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牺牲于他们的毒手者，是难以计算的。仅河南渑池一县，自抗战至解放前，死于这些反革命分子之手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即达七千余人；山东昌南一县，解放战争以来，干部、群众被害者亦达三千余人。即在解放以后，这些反革命分子并未自动放弃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而且时时刻刻都在想方设法进行各种各色的罪恶破坏活动。
由此可见，刚刚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如果不严重正视这种情况，不坚决肃清大量普遍存在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就无法巩固自己的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对于人民革命的任何重要措施，诸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国家建设等等，亦必然会遇到严重阻碍而困难进行。因此，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须；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的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
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偏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曾因此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近四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扩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毛主席的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
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气焰被打下去了，土匪基本上肃清了。由于大量的蒋介石匪帮的地下军和武装土匪及反革命骨干分子的被消灭，被逮捕，被处决，引起了反革命阵营的极大恐慌与混乱。在镇压反革命的威力下面，许多反革命分子，被迫出来悔过，自首，交出组织、证件、武器等等，向人民投降认罪了。土匪成批成股地投降、瓦解或被歼灭了。就是少数还妄图挣扎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有的也暂时不敢活动，或陷于走头无路的绝境。
的确，镇压反革命工作的结果，给予整个反革命阵营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和美帝国主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之流，当着全中国掀起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并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都会发出过无耻的叫嚣，这种叫嚣，正足以证明他们内心的恐惧和惨败中的悲恸。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却真正抬起头来了。无论在乡村，在城市，只要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的地方，人民群众都欢天喜地，拍手称快，认为人民政府又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有的说：『这一下可翻了一个全身』；有的说『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有的说：『过去花钱报不了仇，现在不花钱报仇了』；有的说：『现在才像个天下，像个毛主席的队伍』等等；这些都充分表示了广大人民对于政府镇压反革命措施的热烈拥护。
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由于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使广大人民都不仅雪平了积愤，而且受到了镇压反革命的教育，因而也就鼓舞了广大人民同反革命的斗争的积极性。全国各地，都有控诉反革命和检举反革命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今年春天，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曾经形成为全国性的高潮。例如北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召开过大小群众性会议二万九千多次，到会群众三百三十多万人；河南临颍县参加过各种控诉会公审大会的群众，等于全县人口的两倍，有些人参加过五次以上的会议。特别是许多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讨论和督促，大大推动了此项工作的前进和发展。人民群众控告和检举反革命的事件，也是很多普遍的。至于人民群众自动协助捕促反革命的模范事例，全国各地，到处皆有。甚而有的自筹路费到外地捕促逃跑了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则成百成千，自动起来追赶、包围、搜索逃窜藏匿的反革命分子，直到促住为止。
总之，此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既肃清了大量的敌人，又发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这样两个方面的成果，就进一步改变了敌我之间的形势；就使得人民的胜利和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地巩固起来了。
二、几点总结
我们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地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这是由于：
第一、我们是集中力量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群众所十分痛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毫不动摇地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狠狠地打击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如此，才能彻底打下反革命的气焰，摧毁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分子危害国家和危害人民的可能。同时我们狠狠地打击这些反革命分子，因为有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人民群众的愤恨作标准，又有他们的罪证作判刑根据，这就保证了不致发生偏差和错误。
第二、我们走了群众路线，放手发动了群众，吸引了各界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大张旗鼓，广泛进行了宣传，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尤其是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地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就吸引并联系了更加广大的群众。这样就使镇压反革命工作成为人民与政府的共同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与支持，克服了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并使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和暴露。
在短时间内我们能够消灭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和错误，毫不动摇地坚持正确的方针和大胆地相信并依靠群众的力量，是两个极端重要的条件。
第三、我们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有领导的，不仅有了对待反革命的明确政策，而且有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具体量刑的标准。对于捕人和判刑，各地一般的均有着严格的控制和精密的审查。特别是毛主席的密切指导，对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正确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四、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对于镇压反革命工作，一般是有经验的，也是有准备的。事先一般的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若干材料和证据，而且在工作过程中，谨慎小心，随时都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着可能发生的错误。各级人民检察机关与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和军法处，对于反革命案件的审讯和判处，也进行了极其审慎、极其严肃的工作，所有这些对于防止错误偏向的发生，都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就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
习仲勳的交待
彭德怀在保卫边区战争时期，一直是对中央和毛主席不满的，主要是他认为让他留在后方，对他不重用。因此，在黄龙战役以前，他的牢骚最多。关于彭德怀在过去历史上反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些情况，在延安的时候，曾经有中央的同志告诉过我，我也知道彭这个人是不正派的。同时彭和我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常不一致，但是最后一切都得听他的才行。因此，在当时我和彭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不好的。我对他虽然也有警惕，但是却没有把他散布的不满言论，看作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行为，及时地向中央反映。而到了北京以后，我却把自己和彭德怀的关系，以及彭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不满言论全部告诉了高岗，抗美援朝时，彭德怀和高岗搞在一起以后，高岗曾几次对我提到这个人还不坏，要我和彭把关系搞好，实际上是要我和彭搞好反党的宗派关系，当时我完全听信了高岗的话。同时看到彭德怀和高岗的关系搞得很好，我也就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对彭就不那么戒备了。
1953年前半年这一时期，我从高岗那里听到彭德怀反对✕✕同志、恩来同志和反对中央的言论比较多，高岗还对我讲他不同意✕✕同志的那些意见，彭都是赞成的，而且说不满✕✕同志比他还坚决。当时我个人虽然和彭德怀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但是我已经看出彭是一个和高岗结合在一起的反党分子。由于我和高岗的关系是那样密切而又搞在一起反党，因此，我和彭德怀在思想感情上完全一致的了。在高岗的反党阴谋被揭穿以后，尽管彭德怀在书记处轮流主持的问题上临时改变了主意，赞成由✕✕同志主持，但彭没有把他和高岗预谋的情况向中央讲出来，因此我估计彭对高的其他问题还是支持的，高岗在当时也有此感。于是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前，我就建议高岗去找彭德怀，看看他的态度。以后，高岗又要我找过彭一次，征求他对高岗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意见。同时，高岗还对我说： 千万不能把他的问题和掌握军权的人拉在一起，否则罪更大了。高岗的这些话，当时给我的印象最深，因此我也总怕把彭的反党活动给暴露了，就给高岗加重了罪行。在高岗的反党阴谋被揭露了以后，我为了替高岗打掩护，帮他减轻罪行，同时也怕别人揭露彭的问题而暴露了自己，因此在李力群同志写给中央的检查中，准备揭发彭的问题的时候，我便以威胁的手法制止了她，以后，王明泰同志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要揭发彭的问题，去找我商量的时候，我要他去问过彭后再说，王去问彭，彭说，已经给中央作了交待，王便以为真，未再揭发，这实际上被我用另一种手法阻止了。而彭德怀在高岗反党阴谋被揭露以后，则极力封口，推脱自己。还估计到彭一定知道我参加反党活动的情况，如果我揭发了他，势必整到自己的头上。因此，从这以后，我连同彭和自己的反党罪行都隐瞒起来了。
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在毛主席讲话以前，我对彭德怀的信的恶毒性质，是认识不够明确的。毛主席讲话之后，我虽然明确认识到彭是向中央和毛主席进攻。并且几次发言批评了他。特别是在王明泰同志发言揭发了彭以后，我也帮助王明泰同志批驳了彭对王的反攻。但是由于自己怀着隐瞒反党罪行的鬼胎，对彭的斗争仍然是软弱无力的，恨不起。到后来大家提出彭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自己，感到很紧张，而心情也十分沉重。总理在会议期间，也专门找了我谈了一次，要我对彭的问题进行揭发。但是由于我的党性丧失殆尽，由于我的反党立场根本未变，对于这些同志的善意诱导，我不仅没有受感动，而且都被我拒绝了，同时我觉得自己的反党罪行，已经隐瞒了多年没有暴露，当时又没有参加彭德怀的反党活动，于是更增加了侥幸心理，决心把自己的和我所知道的彭的问题继续隐瞒下去，不向党彻底交待。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我看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也知道是向党的一次新的进攻，想把他的老账新账翻掉，我也知道彭是翻不了案的。全会一定会向他展开斗争，同时我也想到彭的这一案也会牵涉到我的身上，我又准备根据过去的老经验，应付一下，就可以过去了。但是由于我自身上有鬼，我的发言还是显得空洞无力，对彭德怀仍然没有揭发。
从上述情况看，我在彭德怀的问题上是有严重的罪恶的，一开始我就决心不揭发彭的反党罪行，以后又多次阻止别人揭发，我这样做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减轻高岗的罪行，为了把自己的反党罪行隐瞒起来，长期欺骗党，保存自己，但同时也就把彭德怀这个反党大野心家包藏下来了，这种卑鄙的个人主义野心实际也使我的反党罪行越陷越深，并且支持彭德怀做了一些反党的罪恶活动，特别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彭的八万言书和我主持写的《刘志丹》一书在向党进攻上更是起了密切配合作用。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我们这些人在反党思想互相一致的具体反映，实际也是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具体反映，应该承认我与彭德怀的反党立场是一样的，在有些反党活动上，有时互相配合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无形的，不谋而合的攻守同盟，是彭、高反党集团的继续。长期以来，由于我不是站在党的立场和高岗、彭德怀彻底决裂，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忠诚、坦白、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尽管在过去，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以后，我和彭德怀没有什么来往，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彭、高反党联盟这个阴鬼对我的纠缠，我现在才觉悟到如不痛下决心改变我的反党立场，不把我身上的鬼打死，不停止我的反党活动，则到什么时候也难砍断和彭德怀的反党联系，要想跳出罪恶的泥坑是不可能的。
习仲勳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蔵書目録注〕
上の文は、文革中に出された冊子《盧山上的一場斗争》に、「附件四」として掲載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渡海登陆作战 战例选编
机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部 作战部 军训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
・毛主席语录
・说明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和教育部队“必须详举战例”的指示，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我们从我军解放战争在浙、闽、粤沿海岛屿作战的总结和有关单位汇编的外军登陆作战战例中，选编出这本《渡海登陆作战战例选编》，印发各部队，印发各部队，作为进行渡海登陆作战的研究和训练的参考。
这本战例选编为机密资料，希严格报关手续，妥善保管，严防丢失，并列入移交。
福州军区司令部 作战部 军训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
・目录
一、我军部份
（一）第三野战军七兵团第22军金塘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至五日）
（二）第四野战军15兵团海南岛登陆作战 （一九五十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三十日）
（三）华东军区20军第60师一江山岛登陆作战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
（四）第三野战军７兵团21军61师登步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至六日）
（五）第三野战军10兵团第28军金门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九年日至二十七日）
附：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 （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
二、外军部份
（一）苏军刻赤〔ケルチ〕海峡登陆作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教zhiya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
（二）美英联军北非〔北アフリカ〕登陆作战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
（三）美军新喬治亚〔ニュージョージア〕群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至十月九日）
（四）美英联军西西里〔シチリア〕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至八月十七日）
（五）美军马绍尔〔マーシャル〕群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二日）
（六）美英联军诺曼第〔ノルマンディー〕登陆作战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至七月十八日）
（七）美军塞班〔サイパン〕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九日）
（八）美军帛琉〔ベリリュー〕群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
（九）美军雷伊泰〔レイテ〕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十）美军硫磺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六日）
（十一）美军冲绳岛登陆作战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
一、登陆前的一般态势
二、冲绳岛的地理形势与战略价值
冲绳岛为琉球群岛的第一大岛，其东北为奄美群岛，西南为先岛列岛，全岛面积一千二百二十平公里，南北长约一百零八公里，最宽处约为二十九公里，中部最狭处名为石川地狭，宽僅三点二公里。加之四周多珊瑚，尤以西岸为甚，惟不影响现代化的登陆进攻。岛之中央山脉，主峰高达五百米。岛南部以首里人口比较多，首里之西方为那霸港，系琉球群岛之日军主要海军基地。中城北面一带地势广阔。中城东南，首里之东为中城湾，宜泊浅水舰艇。
冲绳岛之西二十四公里为庆良间列岛，其中以渡嘉敷岛为最大，其余各岛面积较小，但各岛之间水位广阔，可供大型舰艇为修理补给之所。
离北半岛约五点四公里处为伊江岛，系冲绳北半岛之门户，占领该岛，可控制整个北半岛。
冲绳岛距日本九州僅六百一十公里，美军如占领冲绳岛并利用其岛上空军基地，不仅可随时对日本南部之工业区发动空中进攻，并可驻泊大量舰船，作
为对日本本土进攻最适宜的陆、海、空军作战基地。
三、冲绳岛日军的方御兵力与部署
冲绳岛为日本本土的南部屏障，如失去冲绳，则日本本土均将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下，因此争夺冲绳、对日本来说、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
四、联合特遣兵团的编成与登陆作战计划
冲绳岛登陆作战，是太平洋美军在对日作战中所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陆、海、空军联合战役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赋予冲绳岛登陆作战的总的任务为：夺取和占领冲绳岛，掌握对整个琉球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此任务由中太平洋特混舰队员负责遂行。
美军参战兵力计划四十五万二千人，其中地面部队二十八万七千人，编成七个师、海军舰艇一千二百余艘，飞机二千五百余架。其具体编成见表。
冲绳岛登陆作战计划自一九四四年十月起开始拟制。同年秋，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部下达冲绳岛登陆作战司令，该司令规定整个登陆战役区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夺取庆良间列岛、庆伊濑岛和冲绳岛南半部，并修建岛上海、空军基地设施；第二阶段，为占领伊江岛，并控制冲绳岛北半部；第三阶段，为占领琉球群岛其它各岛屿，作为爾后向日本本土或中国大陆进攻的作战基地。登陆日为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冲绳岛登陆作战时的中太平洋特混舰队编成表
五、登陆前的作战准备
（一）训练和预演
（二）鼓励战场作战
（三）上船与海上航渡
（四）预先火力准备
（五）夺取庆良间列岛
六、冲绳岛登陆战斗的简要经过
冲绳岛登陆战斗的突击上陆时刻，为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八时三十分。四时零六分，登陆开始换乘作业。五时三十分，即拂晓前二十分，开始直接舰炮火力准备。在十公里的登陆正面上，集中了十艘战列舰、九艘巡洋舰、二十三艘驱逐舰，共有一二七毫米以上口径炮六百三十余门，平均每公里登陆正面六十三门。连同一百七十七艘火力支援炮艇共发射炮弹十万发，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所实施的所有登陆作战中火力密度最大的一次。
七时四十五分起，舰载机对上陆海滩及其附近之日军防御工事，实施直接的航空火力准备，所使用的主要武器为凝固汽油弹。
八时正，各突击艇波通过出发线以每小时四浬的航速向各上陆海滩实施由舰到岸运动（上路部署见图５）。第一舰波由水陆坦克编成，后续各艇波由水陆履带输送车编成。出发现距上陆海滩为三点六公里，由舰到岸运动以炮艇为前导。各炮艇在开进中以火箭炮、迫击炮和四〇毫米加农炮对岸上目标实施y预有计划的射击，要求在各上陆海滩十四码头（十三米）的纵深内构成每一百平方码（八十四平方米）落弹二十五发的密度。炮艇在驶抵海滩外之暗礁区后，即停止前进，转移航道的两侧用火力支援水陆坦克和水陆履带输送车向海滩突击。在登陆兵突击上陆的前，两批各由六十四架舰载机编成的机群，对各上陆海滩实施密集轰炸，并在舰炮火力延伸后，用机枪扫射海滩直后的地域。
八时三十分（当时正处于高潮期，潮高一点八米），各先头艇波均准时在各预定上陆海滩上陆。在整个上陆过程中，除受到零散的炮火还击外，未遇到任何敌人的抵抗，所以进展极为顺利，至登陆后一小时，陆战第三军和陆军第24军d的突击梯队（计十六个英登陆队）已全部完成突击上陆。随突击梯队之后上陆的，为各第一梯队师的坦克部队和其他支援部队。各种重要装备和补给品也同时由水陆汽车和水陆履带输送车输送上陆。
与登陆兵在羽具岐突击上陆的同时，美陆战第2师在冲绳岛东南角之港川海面上实施佯动登陆，企图潜质日军预备队于该地域，以保障西海岸突击上陆的成功。
般动登陆是按照实战的要求进行的。整个伴动部队编成七个艇波，每个艇波由二十四艘人员车辆登陆艇组成。第一、二、三波按预定时间通过出发线佯作向海滩开进，第四波通过出发线的时间为八时三十分。在该波通过出发线后，所有艇波即回转驶向输送船的停泊海域。第一次佯动登陆于十五时结束。当时日军对佯动登陆的唯一反应是发射了四发炮弹。
整个战役持续时间达九十六天。日军伤亡十一万一千余人，被俘九千人，损失飞机七千八百三十架（包括在地面击毁的三千余架），舰艇二十艘。美军伤亡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第十集团军司令官布克勤爾中将也打死），损失飞机七百六十三架，舰艇四百零四艘，坦克三百七十二辆。
七、美军登陆成功的主要原因
（一）美军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其总兵力为日本守军的四点五倍，海军作战舰只为日军的三十二倍，航空兵数量虽彼此相当，但质量悬殊。
（二）确保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在战前对日本本土和台湾机场实施广泛轰炸，日飞机被击毁于地面的即达三千架，损失惨重。同时，美军占领了冲绳外国岛屿，为登陆主岛创建了有利条件。
（三）美军选在羽具岐海滩登陆，正是日军抗登陆防御的弱点；上陆后，并能迅速夺占机场，切断岛上南北联系，为尔后全歼日军奠定了基础。
（四）日军放弃了“歼敌于水际”的方针，而航空兵又迟至四月六日才开始反击，一再错过有利时机，遂使自己在整个战役中陷于被动。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编印之≪美军登陆作战资料汇报≫）
・冲绳岛登陆前的太平洋战略态势图 图１
・冲绳岛日军防御部署图 图２
・冲绳岛登陆作战计划图 图３
・步兵第77师庆良间列岛经过要图 图４
・陆军第24军冲绳岛突击上陆战斗部署图 图５
・美军冲绳岛登陆作战第一阶段经过要图 图６
・美军雷达哨配置图 图７
・美军冲绳岛登陆作战经过要图 图８
（十二）美军仁川登陆作战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十三）英法联军塞得〔ポートサイド〕港登陆作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至七日）
（十四）美、越伪军巴桑安角登陆作战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至二月五日）
○ 上冊<22> ：説明1頁、目録4頁、本文611頁
表紙に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資料 第二十二冊 中国人民解放軍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編」とある。背表紙には、「社会主義建設時期（上）」ともある。
説明
根拠政治理論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義建設基本問題、中国現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課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們編印了這套資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十四冊（序号 19-32）：社会主義改造時期三冊（19，20，21）；開始全面建設社会主義時期三冊（22，23，24）；文化大革命時期三冊（25，26，27）；実現歴史性転変時期三冊（28，29，30）；開創社会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時期二冊（31，32）。
所収文件資料、有的公開発表、有的内部発表使用過；匯編時、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動、如需要引用、請査対原文。本資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為反映歴史発展的邏輯：便于従歴史事件的相互連系上研究問題、所有資料都按時間順序編排。
本書編輯委員会由段浩然、張天栄、何理、肖\x{7521}、胡慶雲、林薀暉、李興仁、叢進、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組成、負整個資料的選編。
資料的印刷、由魏政、李浚具体経弁。
劉星星参加了資料的匯集、整理。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録
一九五七年
中共中央関于一九五七年開展増産節約運動的指示（1957年2月8日）
〔以下省略〕
一九五八年
乗風波浪（1958年1月1日）
〔中略〕
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家統計局関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経済発展情況的公報
○ 中冊<23> ：説明1頁、目録5頁、本文551頁
説明（一九八六年六月）には、「資料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発行」などともある。
目録
一九五九年
中央批准国家計画委員会党組関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経済発展計画幾個重要問題的説明（1959年2月15日）
〔附〕 関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経済発展計画幾個重要問題的説明（1959年2月6日）
〔中略〕
新華社関于西蔵叛乱事件的公報（1959年3月29日）
〔附〕 関于西蔵叛乱事件的資料
〔中略〕
中国共産党八届八中全会関于以彭徳懐同志為首的反党集団的錯誤的決議（1959年8月16日）
〔以下省略〕
一九六〇年
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新躍進（1960年1月） … 李富春
〔以下省略〕
一九六一年
中共中央対信陽地委関于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産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批示（1961年1月1日）
〔中略〕
中共中央関于当前工業問題的指示（1961年9月15日）
中央関于輪訓幹部的決定（1961年9月15日）
〔中略〕
中共中央関于在農村進行社会主義教育的指示（1961年11月13日）
〔以下省略〕
○ 下冊<24> ：説明1頁、目録5頁、本文638頁
説明（一九八六年七月）には、「資料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発行、」などともある。
目録
一九六二年
在拡大的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毛沢東
〔附〕 一九六二年召開的七千人大会 … 張天栄」（転自《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中共中央関于改変農村人民公社基本該算単位問題的指示（1962年2月13日）
〔中略〕
中共中央批転安徽改正“責任田”的情況報告（1962年12月11日）
一九六三年
中央対≪組織工作会議紀要≫的批示（1963年1月21日）
〔中略〕
関于学習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的批示（1963年12月16日）
一九六四年
中央関于依靠群衆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専政、把絶大多数四類分子改造成的新人的指示（1964年1月14日）
〔中略〕
政府工作報告（節録）（周恩来1964年12月21－22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議上）
〔附〕 調整、鞏固、充実、提高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 … 柳随年
一九六五年
中央軍委関于印発林彪同志関于当前部隊工作的指示的通知（1965年1月12日）
〔中略〕
評新編歴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
一九六六年
≪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実質（1966年1月12日）
林彪関于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万句的講話（1966年1月）（原載1966年1月24日≪人民日報≫）
〔中略〕
評“三家村”ー≪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1966年5月10日）
『共産党宣言』の中国語訳の線装本。内表紙には、「馬克思 恩格斯 共産党宣言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訳局訳」とある。28.4センチ、92丁。 奥付には、「共産党宣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上海書画社依照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九月第六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上海第十四次印刷鉛印本刻印」とある。定価：8.00元。
目録
一八七二年徳文版序言
一八八二年俄文版序言
一八八三年徳文版序言
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
一八九〇年徳文版序言
一八九二年波蘭文版序言
一八九三年意太利文版序言
共産党宣言
一、資産者和無産者
二、無産者和共産党人
三、社会主義的和共産主義的文献
一、反動的社会主義
（甲）封建的社会主義
（乙）小資産階級的社会主義
（丙）徳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義
二、保守的或資産階級的社会主義
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義和共産主義
四、共産党人対各種反対党派的態度
注釈
共産党宣言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一八四七年十二月ー一八四八年一月
一八四八年二月第一次以単行本在倫敦出版
原文是徳文
中文根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徳文版第四巻訳出
本文の共産党宣言は、「一個幽霊、共産主義的幽霊、在欧州徘徊。」で始ま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