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潘维明说，耀邦逝世的消息怎么也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昨天，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看了很多大字报。我突然感到这个气氛和1976年的气氛十分相象，一方面感到很激动，一方面又感到很悲哀。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方面没有进步。78年我考入，北大，担任了一届学生会主席，有两件事耀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77、78届同学发起为老校长蔡元培和李大钊建造铜像的活动，虽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遇到了一些有极左思想人的反对，在很困难的时候，我给耀邦写过一封信，他委托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转告北大学生会的同志们，说他支持这个活动。第二件事，当时北大党委的工作非常困难，面临如何对待学生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有人提出要在北大抓千分之五的反革命，要开除学生。韩天石同志当时讲，千分之五的概念是北大8千人中要抓40个反革命，我到哪里去抓这么多反革命，当时耀邦坚决支持了北大党委的这个意见，当时耀邦领导的中央确实理解学生，理解北大党委的工作，所以学生更加热爱我们党，所以在天安门游行的时候，北大打出了 “小平你好” 的标语。
后来在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更体会到了耀邦对青年干部的一片爱心。我第一次见耀邦是在1985年，当时和芮杏文同志两人去机场接他，在机场他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讲到了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构思，我们也汇报了上海开展文化发展战略方面的想法。他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后来有两次参加书记处的会议，讨论我们这个文化发展战略提纲的时候，耀邦有几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讲到我们当时在文化上准备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打破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习惯，要给我们的知识分子、给我们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发放长期护照，允许他们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广泛活动这么一个设想时，耀邦就说，“不要怕人不回来，他不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会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不回来，他的孙子孙女会回来，就是他们人不回来的话，他还会把钱寄回来。所以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出去的人学到了东西只有对我们有好处。” 这在当时对我们启发特别大。
1986年学潮前夕，他在上海，丝毫没有即将要下台的感觉，仍然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谈上海的发展，看了上海的10个郊县，专门组织科教文卫体新闻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他进行座谈，当上海杂技团团长汇报到了由于实行了文化发展战略，该团有了自主权，能够在世界杂技舞台上自主签订合同，第一次到日本演出45天就赚了150多万美元。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这个总书记就爱听你们讲这一些，你们知识分子富起来了，我就高兴了。当时也提了很多意见。后来这些艺术家们讲，和耀邦在一起，就象解放初和周总理、陈老总在一起那样。后来我到了电机厂，发现86年的这场反自由化运动，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是不得人心的。在天安门看到，我们的年轻一代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有希望的，我对国家的前途并不担忧。
理论家、科技日报副总编苏长江说，民心向背确实是考验一个人最主要的标志，对耀邦同志的评价，想了半天，我觉得刚才大林的话最合适，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相处时间比较短，到党校去的时候在他底下的理论研究室工作，经常在一起讨论文章，与他在一起真感到是和人在一起，不是跟那种官、假人在一起。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悼念耀邦呢，就是因为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老老实实的人，不是那种搞阴谋诡计虚假的人。我有机会与吴明瑜在8月27日的下午去看他，也是谈了很长，从下午2点半一直谈到6点钟，有两句话他讲得非常感人，我们都觉得对他处理不公平，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很大的历史功绩。他没有那么想，而是说：“我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地位，第二个没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现在想起来，实际上他还有第三个没想到，即他的逝世会给我们祖国的历史带来这么大的深刻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作为一面改革的旗帜，虽然人离开我们了，但这面旗还在指导我们。他确实是关心人，我们去，他几乎把所有在座的人一个个都问到了，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他问到吴江同志，老吴（明瑜）说他不太愿出来。我说要劝他出来走走。他就说要把他拉出来！他总是想别人，其实他自己日子更难过啊！他挨个地讲，挨个地说。那天他还说到 “多么年来的经验，有四种人要慎重又慎重来对待：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一种人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理解、要宽容；一种人是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是民主党派。”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还是有信心，那天他还问我们：“你们对形势有什么估计啊？” 还说：“改革很艰难，但是决不能后退，一定要改革。” 我们临走已站起来了，他还鼓励我们说：“现在要依靠三个左右，一个是70岁左右、50岁左右、60岁左右的人，大家要努力，要把改革搞下去。” 14日晚我给他家打电话，德平不在，是德华接的，德华说父亲病了进医院后，一度有点险情，心脏停跳那么几秒钟，没有通过助搏器，他自己又跳起来了。德华还说这么句话：“老人家生命力还挺强” ，还说 “按医生说法，危险期是一个星期，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明天是最后一天” 。回来我就打电话告诉老吴，老吴还说等他好点了，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他。第二天一回来，听人说老吴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下糟糕了。‥‥‥
李锐插话说，最近我和他谈话望他保重身体，我说你只比我大一岁半，他说我73的门坎过了，中国有句古话，73、74嘛，他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乐观的，（吴明瑜插话：他没有任何器质性毛病）他不相信他自己有心脏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说，我很敬仰耀邦同志，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他（孙长江插话：那天他专门问了显扬，问了好几句）。87年的变故之后，外电有很多报道，其中说到我们老苏还有在坐几位是耀邦的社会基础，很荣幸我也被列在其中。从那以后更感到有一种命运上的联系，尤其关心他的健康问题。这次他得病后我总在探望他的病情，13日还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情况还是很好的，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憋了好久，我对德平讲，等到耀邦健康恢复的时候，我要求见一次，承蒙德平厚意，等他恢复健康后一定安排。我知道耀邦多次问起我的情况，包括我住的破房子他都问到几次。15日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人闷住了。这几天心情很压仰，耀邦去世前后，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陡然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非常注意悼念活动，我在天安门发现，耀邦是属于人民的。一个领导人去世之后，能够激起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界这么样巨大的悲痛，我觉得这是对他很好的评价。我敢说，在中国领导人里面，他的去世能引起全国人民这么大悲痛的，也许很少。耀邦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 “四人帮” 以后，经过三中全会前后的这场努力，他支持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党的思想路线引导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我们这个党才从沉痛的教训中看清了当代中国的走向，耀邦站在当代中国历史潮流的前头，在引领着这个历史潮流的前进。他坚持民主，记得81年他当党的主席的时候有篇演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的任务仍然是领导人民争取民主”，“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句话很多人是不赞成的，想砍掉，由于耀邦的坚持，这句话没被砍掉。他自己作风非常民主，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把民主看成中国的希望，在现实的环境里，他要彻底扭转局面是不可能的，所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使得我们党的政策体现一种公正、人道的精神，耀邦实际上开了一个先河。耀邦念了很多书，87年以来是马克恩全集一本一本读，我经常知道他已经读到哪一本了，最后一次消息说他读到23卷，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一卷，后来不知他进程怎么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研究，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把我党的政策叫做 “富民政策”。
秦川插话：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又计划讨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后被人告发了，所以垮了。他富有人道精神、民主精神，而且把民主、人道看作是我们党奋斗的一种目标，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党高级领导人中，这是极少的。他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亲自举手赞成的政策，他都要去贯彻。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要年轻化，党有这个政策，他碰到这个事情，总要力图去推进这个进程，耀邦同志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特别要继承他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推进我们的民主。
中央统战部林金耀说，今后一段时间如何消化耀邦的政治遗产，对我们推进民主化现代化进程有重大意义。87年他离开总书记的职务以后，我接触了不少人，有一个感觉：如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中科院的同志就讲，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是科学院的黄金时代；宣传部的同志说，耀邦当部长的时候，是中宣部的黄金时代；在党校虽然是副校长，但主持常务工作，党校的同志也说耀邦工作过的那段，是中共中央党校建国以来的黄金时代；还有组织部的同志也是这么说，一位领导同志，能够給自己工作的单位带来一个黄金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对耀邦评价是民心所在。
青年理论工作者韦典华回忆了86年11月中下旬陪同耀邦去上海江苏视察的情景，以及他对文艺等方面工作的批示。并在昨天和一个同志到天安门纪念碑献了一个花圈，挽带上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的挚友、中国共产党的好总书记。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谈了耀邦与青年人的关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耀邦是愿意理解青年人的，是懂得爱护青年人的。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从来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包括耀邦下台也与学生运动有关，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的这个关系我们总结过没有？他认为还没有。现在许多领导对青年是不理解的。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锐绍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追思了耀邦对他说的 “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的感人过程。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副主任委员胡绩伟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冯牧、刘吉、胡鉴美、宋贵仑、郑仲兵等。
最后《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张伟国代表这次活动发起单位向与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摘自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
〔蔵書目録注〕
上の文は、《１９８９・中国一周》（1989年5月）（北京）に所収のものである。
原載は、《世界经济导报》四三九期（上海）のようである（未見）。
なお、『天安門の渦潮 －資料と解説 中国民主化運動』 岩波書店 （1990年5月）に、その一部の日本語訳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その掲載文と比べると、発言の一部が削除さ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る。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的心情十分悲痛，他说，耀邦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想讲两件事：一件事是1975年纪念长征40周年，耀邦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主持召开了一个青年的大会，在展览馆剧场。在大会上，他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讲到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鼓励青年人学习长征的英雄业绩，特别讲了这么一段话：“我现在将近60岁，我今天在台上讲话，也许到25年以后公元2000年，我希望我这个身体能勉勉强强地到那一天（言及此，吴明瑜泣不成声，与会者无不为此悲痛万分），希望在那个时候再开一次大会，那时你们青年人成为主人来讲话，我就能有一个椅子，坐在主席台的边上。能看到这局面，我就很高兴。” 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过去了。他在科学院这个讲话，对科学院青年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造反派，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走错了路，但就是这次会，耀邦的讲话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在台上、在台下都流眼泪。后来 “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科学院搞不起来，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因素。很多青年人不相信胡耀邦是坏人。76年《红旗》杂志发文章点名批判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然后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李昌同志参加了大会。群众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要想认识谁是李昌。李昌在台上站起来，全场热烈鼓掌。本来姚文元已经在人民日报头版留了版面，报道这次会议，结果无法报道。所谓摄影记者，拍到哪里，群众就起哄，或者就暂且离场。耀邦同志在群众中有那样的威信。76年的夏天，科学院的几个造反派头头，硬把耀邦从医院里拉出来，当时他病很重，也没有确诊是否有胃癌的可能，拉到大连去批斗，在大连他又住了医院。还不行，还要从医院里拉出来斗。医生说，你们如果要拉出去，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回来了，他的生命我们很难保证，结果批斗的当天晚上就用火车把他送回北京。火车到了沈阳，就发生唐山地震，差一点翻车，我们说他命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该幸运了，不然我们的总书记就会被四人帮造反派迫害死掉。但是想不到，他对中国人民、对改革作了那么大的贡献，会有这样的结果（又泣不成声）。第二件事，87年以后有一次去看耀邦，讲到我们历史上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耀邦早先给我们说过，延安时期 “抢救” 运动打了很多的特务，当时毛主席让他下去调查，他回来向毛汇报，很多特务都是假的，毛一边听他的汇报，一边就讨论起草了审干九条的规定，就是后来的 “大部不捉，一个不杀” 等等，这对延安时期那样一个错误的审干运动作了一个纠正，挽救了大批的干部。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为大家做工作，别人却在‥‥‥（说到此泣不成声）。他当时跟我讲过，他一生在两件事情上感到遗憾：一件事情是项南同志的事情，他当时在团中央没有处理好，没有能够保护好项南同志；第二件事说自己反自由化中间的检讨，他说 “我也伤害了个别同志，我托人带话给他”。耀邦同志一生都是为了别人在做事情ーー都得到平反，而自己最后是含恨而去。
政治学专家、《文革十年史》作者之一严家其说：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之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对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是离开了人民。耀邦的去世，我感到心情是非常沉痛的，这个沉痛的原因就是耀邦是在不公正对待下离开人间的，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希望中国有这样的人，能够在未来的年代里，对错误的做法能够公开的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原因，使得在耀邦去世时，增加了人民悲痛的悼念。
记得三年前，潘维明在上海召开发展战略讨论会，有一天晚上，正好是 “5・16” 通知发表的20周年，当时有朱厚泽、高占祥、孙长江、胡德平，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房间谈话。记得非常牢的是胡德平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文化革命再发生的话，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如果文化革命的灾难不能总结教训的话，这也是个灾难；如果没有从制度上防止文化革命产生的话，中国也是个灾难。后来回到家中，恰好那几天《文化革命史》要交稿，我就写了一句话 “一个不能从灾难里面吸取和总结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句话实际是出于胡德平统治的，我把它写进前言里面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仅过了半年的时间，胡耀邦同志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对待，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我认为是被迫辞去职务的，而不是自己愿意辞职的。
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的时候，我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话就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1976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悼念周恩来总理，中国需要民主。实际上，中国到今天为止，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就是缺少民主，就是那么几个人议论议论，就可以把全中国人民重大的事情放在一边，可以不顾中国人民意志作出决定，象耀邦被迫辞职就是这个情况。现今也还面临这个问题，到天安门广场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的学生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中国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无非就这些事情。如只是少数人在一边议论议论，不能够作出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的后果。我想1989年、1990年还不能作出公正评价的话，中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民主不是一个素质高低的问题，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很容易识别出来，耀邦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而且他可以很简单地看得出来，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来悼念耀邦，他们曾经陷害了他，他们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我相信，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会写出来的。我也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他们不要重蹈1976年的覆辙，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做的每一件坏事，我们都记在历史上了。我希望对天安门事件中公安局做的坏事，能重新出版、重新发表。当然，我昨天到广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民警、我们的解放军确实同人民心连心的，有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轻易地对人民进行镇压，他们不能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想到中国的前途，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最高的决策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现在的愿望就很简单，耀邦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没有正确的评价，问题还会产生。而且我相信，1976年是我们人民为周恩来总理、为邓小平说话，说了那么多好话，为邓小平重新工作，每一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寄希望于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前途，为了中国的民主发展，能够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无私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感到中国就有希望。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我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是非常有希望的，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看到了人民的人心向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是同样存在的。
中顾委委员李锐说：4月15日上午新华社记者电话告诉我耀邦的噩耗，我绝对不相信。4月5日，他发病的前三天，我应约到他家去。我2点半钟到的，我们谈话一直谈到晚上9点半，在那里吃晚饭，他精神很好，并且很愉快，吃饭也吃得比较香。所以这消息对我来讲的确是晴天霹雳。16日晚，应戈扬之约我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了我与耀邦的来往。
今年我到美国呆了一个半月，发现出了英文的《胡耀邦传》，作者大概是个红卫兵，哈佛费正清中心请我去，离开哈佛时我请管图书的人员同作者取得联系，问是否已出中文版，因为我知道耀邦不能直接看英文，后来作者在我离美之前，寄给我英文版，把中文版的清样也寄给了我。4月5日前我就都转给耀邦了。那天去，我谈了许多美国的情况，谈到了刘宾雁在美国的情况。他还是很关心刘宾雁的。我也讲到了美国留学生对他的关心，对87年的事件留学生是一直记在心里的，留学生和我对话，总是要提到这件事情。
4月15日我写了四句诗：“天下奇冤一扫清”，包括我自己，我是1978年11月由在组织部工作的耀邦批准才有资格从流放地到医院去治病，然后于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这也是耀邦直接批准的，一回来很容易就解决平反了；第二句，“神州莫再有冤民”，即我们的国家不应该再有受冤枉的人了。也可作各种理解；第三、四句，“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人活在人的心里面永远生存下去的，他在张家界游览的时候，有两千人拥挤着要同他握手，要同他合影，水泄不通，他到南宁之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他很叹息地跟我讲，假如我在广西再出门，再碰到张家界这种事情，而这种情景传到北京有什么好处呢？从这件事看到，为照顾大局，耀邦在87年后这两年半的痛苦心情。第二天有个摄影家经秦川介绍，去耀邦同志家中照像，拍照时，摄影师按惯例叫他笑一笑，耀邦有这么一句话，“我怎么笑得起来。” 所以，这是一张苦笑的照片，那天我们谈得时间很长，谈到怎么度过晚年的问题，我送给他那个传记了，其实那个传记我也没细看，当然很多要害的东西作者也不会知道。尽管作者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包括去过耀邦的家乡。我建议耀邦晚年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的一生应该有点回忆，给后人留下点好东西，你的一生还是非常值得回忆，也尤其是非常值得留给后人的。特别是有两段，你是怎么受毛主席欣赏的。” 他是老红军中最年轻的，是1915年11月生的，现在红军长征留下来的最年轻的一代人，在延安担任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才二十几岁，虽比我大一岁半，那应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延安 “抢救运动” 中指出错误，防止扩大方面作出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党是在一个顽固的左的运动中间过来的，在这种左的运动高潮的时候，能够头脑清醒，能够设法制止其扩大，这个是千难万难的。作为耀邦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品质：敢于顶住这种左的狂狼，这种品质是最难得的。4月5日那天我们也谈到青年，他非常感概，“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怎么我们现在这么害怕青年呢！”
我与他比较密切的关系是从82年开始的，我到组织部工作，特别是12大召开之前，接触比较多，看到了他另一种优秀品质：确确实实货真价实的自我批评，在我党历史上，这也是一个人最难得、最可贵的品质，他是我在几十年党内生活中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第一个是黄克诚。十二大上关于一个同志的人事安排，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前后我顶了他三次，不同意这个同志的安排。他坚持，我顶，顶了三次，结果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品质非常不容易。我对上三峡工程一贯比较反对，85年时，我出了一本书《论三峡工程》，84至85年之间中央确实通过了要上三峡，我有篇文章想拿到报纸上去发表，清样最后送到中央，耀邦同志却不同意这文章发表，而且对我讲了几个 “闲话” 。后他送我一首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了我的意见，认为三峡是不应该上的。对于反对精神污染，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后来紫阳讲的那个话也是他参加意见的，他在与我多次谈话中讲到，“搞了28天不能再搞了。” 反对精神污染，没有他的话，不晓得要搞成什么样子。（秦川插话：他到日本去的那天晚上，专门打电话作了指示：“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让邓力群来。”）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弄清楚的话，我们还会犯历史错误的。
中央美术学院张郎郎说，耀邦还活在我们心里，我们之所以心里还想着他，他在政治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被拉下台了。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没有健全的肌体，不能再自己清洗自己，再向前发展的话，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民主的气氛，没有一个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刚才戴晴说，党的70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已重复了无数次了。所以他真正要进行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的时候，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想，他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是否还是书生的议论呢？在他走了以后为什么我们的勇气又都来了呢？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所以我认为，党史不应该再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不是几个坏人陷害了他，他去世了。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历史很容易改正，事情很容易解决，把几个坏人拉下马就完了。我觉得党的民主生活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李昌同志的夫人）说：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我们十分悲痛和惋惜。我认识耀邦同志是在1940年，延安时代。比较熟悉还是在耀邦同志和李昌三度一起工作以后。第一次是1946年我到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李昌是政治部主任，耀邦同志是纵队的政委。第二次是1951年底到到53年，在团中央，我们同住一个大院。最后一次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任命胡耀邦、李昌去中国科学院。他们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中一同经受了残酷斗争和严峻的考验。在这次斗争中，他们被揪到大连批斗，回来后，耀邦同志身体不好，一天晚上忽然听说他去世，我连忙跑去打听，证明那是讹传。没想到，这一次竟是真的，耀邦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耀邦同志正直诚恳，胸襟开阔，性格爽朗，思想深刻，境界很高。他待人热情真挚，乐于帮助同志。同志们遇到困难，或感到思想苦闷，都要去找他谈谈。有人请他帮助解决问题，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工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却热情接待，耐心地听他们倾吐心曲，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人们从他那里受到鼓励，得到安慰，感受党的温暖，他却遭到 “门庭若市” 的责难。
耀邦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光明磊落，他无私无畏，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尚的政治品质，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耀邦同志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也会犯错误。最难得的是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就承认就改正。1981年，江苏南京顾而谈文章的事就是一例。当他发现批评错了时，就打电话给省委，要顾而谈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首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公开了这件事。但是，有的所谓错误，却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在中央文件列出的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有一条是说，耀邦同志在1984年1至4月谈到统一思想时说的 “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 的提法，其中后一句话把经济和整党等同起来，违反了中央整党决定。但是，据我所知，耀邦讲的这两句话，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见中央决定单行本第39页）。这句话没有错。如果说错了，那是中央文件错了，不是耀邦同志的问题。我在发现这个问题后即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同时抄送给代总书记。我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对耀邦同志的问题重新审核，作出正确的结论。耀邦同志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在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的七年间，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他不常回家，去了几次没见到）。但从报道中知道，接连几个冬天他都在外地，在边疆边防战士和贫困地区人民中间，以古稀之年，饱受风刀霜剑，曾几次病倒，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在他离职约一年后的1988年8月14日，我们去看他，这时候他考虑的是，在后半辈子我做什么，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什么工作。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给我们留下永久的怀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童大林说：我只有一句话，从我内心来讲，耀邦同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共产党正义的杰出代表，是一个伟大的人。
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在京
举行联合悼念活动
尚之 常兰
4月19日，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在京联合举行悼念活动。应邀参加的有耀邦的家属、生前好友、老部下、老同事和有关各界的代表50人。戈扬主持，首先提议大家为耀邦默哀，并向耀邦遗像三鞠躬。遗像下面的一幅大字标语是 “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 两边放着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新观察》杂志社全体同仁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全体同仁分别敬送的花圈，被挂黑纱的遗像前簇拥着松柏和万年青。
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致词：“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 因丧事在身，德平提前离会了。
中顾委委员李昌作为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回忆了终身难忘的往事之后说，耀邦早在延安时期就和知识分子交心，是青年很贴心的一位朋友。他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革和新旧体制交替的复杂的局面中间，任何人都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不是说耀邦任何事都正确，但他确实是我们党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我想我们文化界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可以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一部有很高思想水平的教科书。
中国作家学会书记处书记韶华说：要评价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要看他是推进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耀邦在党的关键时刻推进了历史。首先，像我们这样背着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的人，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拯救了一大批老干部，这是推动中国历史紧步无可比拟的伟大功勋。在党校，他点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火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触及了许多老人家晚年的一些失误，这种讨论是需要勇气的。没有马列主义的水平，没有这样的一种胆略是不敢率先发起这样的讨论的。那天，我们作协去耀邦家中送花圈，我对他的家属讲了一句话，我们文艺界、文学界非常怀念耀邦同志，因为率先提出创作自由的正是耀邦同志，这对文艺的思想解放、文艺史的发展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创作自由这四个字就永垂不朽，而且在文学史上开创了新的里程碑。民心是杆秤，那么多人自发地去悼念，在天安门送花圈，说明耀邦是深得民心的。
理论家吴江发言道：耀邦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重建、复兴的重要关头，走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位杰出领导人。我讲的 “关头” ，大体上可指从党的十一大到十二大的五年，也可以指拨乱反正时期，特别是前期。十一大后，小平虽已复出，但当时的政治局势是不明朗的，有的人冤案还没有平反，好多同志没解决问题，已经出来的人也不愿出面讲话，其中有些人是脚踩两只船的，要看形势再行动。耀邦正是在此时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当时耀邦出来工作，担任党校副校长，上面还有校长，第一副校长在主持工作，他是不那么容易的。要给耀邦当时工作作一个评价的话，要考虑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耀邦虽然下来了。但我想，他对个人问题毫不在意，他所担心的还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可能是使他一个很好的身体垮下来的原因之一，或者是很重要的原因。我错过了一个机会，本来约好会议以后去看望他，有些问题还需要向他请教，没想到他这样快就去世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由我们党来做，特别要由人民、要由历史来做出，越往后越可以看得清楚，人民和历史是公正的。我昨天看一张香港报纸，有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旁观者清啊。那个报纸对他的评价：“努力改革、正直、诚实、深入民心。” 此话份量是相当重的，“如果有什么人一身尽心尽力、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地为国家民族努力工作，到死为止，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政治品质是崇高的，如果他的决策和工作的大方向没有错误，积极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不重要的过失，这样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应予充分肯定。”这些话是值得一听的。
法学家于浩成吟诗哀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佩爱戴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一个沉重的损失！他主持领导理论务虚会、领导真理标准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新的兴起、提出了党在建国以后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耀邦是我们敬爱的导师，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
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说，耀邦同志的突然去世，大家既悲痛，也是非常惋惜。但我们现在在这里举行纪念性悼念活动的时候，全国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是很不平静的。我现在的心情是这样的。希望学生也适当地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我希望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我是在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上才和耀邦同志认识熟悉的。我觉得，三中全会以后的这十来年，正是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气勃勃的、最辉煌的时期。对人民日报来讲，我们有说不尽的话，我们不仅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把他看成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在改革开放、前进或遭受困难的时候最能够支持、关心人民日报的同志们的首先是耀邦同志。许多事情，当时不是耀邦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有一件事：辽宁的《共产党人》月刊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文章到人民日报一个月才登出来，而且马上受到抵制，当时中宣部三位部长，两位副部长不同意，新华社不发统稿，就在这么困难的时刻，耀邦挺身而出，说张志新是当之无愧的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还有在理论问题上，耀邦给予了很多支持。我说他勇敢，是因为他不信邪不信 “棍” ，最贵是民心。三中全会后耀邦能那么勇敢地领导人民起来搞改革，没有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前些天，台湾记者徐璐问我对胡耀邦的印象怎么样？我没讲别的；我说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么仁爱，不是那样纯洁，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到，他下来后这几年，我有几次专门找他，看望他。他虽不在其位了，但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世界还在思考，充满了忧虑。他曾经和我讲过几件事情，这也是今后我们在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次他问我，你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的党风？我说，我们不是自己讲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吗！他没有答话，最后只是讲：“可惜啊，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恢复、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党风，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值得深思。另一例是，他下来后几次讲，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不能整知识分子。再一个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这两年来，他的心情并不好，主要是他总觉得，我们现在缺乏一种什么东西，把人民的精神真正振奋起来。现在中央提出要振奋精神，到底用什么来振作人民的精神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悼念、纪念、评价、继承所要思考的问题。
马列主义研究专家苏绍智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思想开明、尊重知识、重视理论，是和知识分子心连心的一位领导人。我个人和他接触比较少，但我对他一直是尊重的。早在1975年他同 “四人帮” 斗争，他铮铮铁骨，我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我们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社会科学规划的时候，耀邦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接见我们。他讲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没有打棍子，很多人，当时我记得是李洪林第一个讲的，怎么没有打棍子呢？有的人被开除出党了嘛；吴明瑜同志说还有被撤职的呢！当时我也插话，还有人被驱逐出了北京。但是耀邦根本不在乎他讲话时别人这么多插话，他就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说你们可以打报告来，我们可以批嘛。这种气度，在我们领导人中是比较少的。他不但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很认真地表示了他的态度。此事虽然不大，但对我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在前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很多人为他惋惜和不平，可是耀邦对此坦然处之，而且他还是继续认真地考虑国家大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耀邦本人从不以权谋私，两袖清风，心地坦然，处处为人民着想，一直活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哀悼、怀念和不平，这也不是偶然的。
国务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发言中说，耀邦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极大的悲痛，而且在悲痛中，思考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大家最称道的是拨乱反正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性，而这种坚定性又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深入群众是耀邦的最突出的特点。吴象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有几次列席书记处会议，讨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彼此可以争论。而过去在省里也列席一些常委会，领导人、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占了很长时间。真正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比较少的。而当时书记处确实真正地让大家畅所欲言，能听到不同意见，而耀邦本人对有些问题也发表非常尖锐的意见，很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对 “二道贩子” 的问题，他指出这个提法就不对，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运输啊，需要流通啊，在宣传上如此反对二道贩子，没有好处，但是有些不同意见都能在这里说。大家也敢于在耀邦面前说话，他平易近人，个别交谈时，能引导你把话都说出来，从中获得营养，使他对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有更多的素材。他在总书记任上，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视察工作最多，去的地方最多，下去的时间最长。可以说，耀邦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贯穿到他最后。拨乱反正中有那么大的阻力，他能够力排众议、勇往直前，表现出这种非凡的勇气，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历史唯物主义为广大群众所掌握，那么第一步改革就不可能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他的功绩不光是在组织上为许多人平反，而且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简直象一团火那样来解决那么多困难，不是偶然的。他一直以无私的心来爱护我们党的干部。现在，我们的改革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在大的环境差不多的情况下，有的县在县的范围之内就做了不少事情，对改革有所促进，所以希望还在下面，希望还在群众，希望还在实践里面。至少在这一点上耀邦的风范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的，永远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群众的东西武装我们自己，加强我们对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章立凡说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同志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作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专门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同志表了态，对文件作了改动，再后来下达的中60号央文件上，父亲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的首位。这件事我终生难忘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
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久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作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
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历史的时期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作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和牺牲。
诗人、翻译家、《诗刊》副主编刘湛秋对耀邦的去世表示无比的痛惜。他非常动情地说，人们一直认为，耀邦是党内风范最高尚的代表，是党的杰出的领导人，是热情洋溢的改革开放者，也是推行小平新时期政策的主要组织者和鼓动者。他说：“我在天安门广场又看到了 ‘中国魂’ 这样三个字时，我流出了眼泪。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把人民的激情再次抛入谷底，那我们就要犯重大错误。我觉得，对耀邦的不公正待遇应该重新评估。今天有助于我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作为诗人，刘还在会上朗诵了献给耀邦家人的长诗《他ーー死在岗位上》。
报告文学家戴晴发言说：“刚才诸位前辈发言，都是自己和耀邦同志的交往，谈到了这个伟大的人的一生。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和他没有任何亲自交往，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讲讲。我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是没有任何力量替代的执政党。今天，我们应该重复一句我们经常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改革不往前走的话，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往前推进的话，那么下面面临的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灾难。在今天，我要特别谈到，最关键的是党内民主政治。引起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想和大家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建党快70年了，70年中我们有过数位总书记，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位总书记是陈独秀先生，他是在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自动辞职的，原因是他必须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不能按他自己对世界的判断来做事情。接着就是瞿秋白，无论是在他28年第一次上任的时候，还是后来在30年第二次，批判刘志丹的时候，瞿秋白代表的都是第三国际的力量、意图，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他也是在根本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把他从总书记位子上拿下去了。接下去是王明，曾经有过完全相反的意见，支使他的也是外国的力量而不是他本人。然后是张闻天总书记，到了延安先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后来是主席团的主席毛泽东在主持工作，他这个总书记等于是有名无实的，可有可无的了。此后就没总书记了，一直到1956年开了八大之后，才有了总书记邓小平。然后邓小平这个总书记几乎是在一天之内，说拿掉就被拿掉了。再有总书记就是胡耀邦了。我觉得耀邦一生中最悲惨的事就是作违心的检讨。
今天我悼念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刚才一些同志的讲话使人非常痛心，也让人深思。你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先生，但我感到我必须提出：苏绍智先生刚才提的，就是当他被从他的位置上拿下来之际，他是坦然处之，我觉得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无论你是一个普通党员，还是中层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你不能坦然处之。我觉得一定要分出个是非来，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我们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党和国家的希望不能够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人格上，而应该建立在机制的保证上。
中顾委委员、著名科学家于光远披露纽约《中报》记者李春光电话采访他时讲起的情况，邓力群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耀邦同志是逝世后，我立刻到医院去向遗体告别，我是很悲痛的，我和他虽然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一向很深的。他死了以后我更加怀念他，他的经历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是很明显的，他品质高尚，光明磊落，有话当面说”。 后来邓还对李春光讲：“你在耀邦逝世的时候想到我，使我非常感动。” 对这些话我是这样考虑的，耀邦和我在30年代作为青年工作者彼此认识，但是成为朋友是在批邓前后，我们一起反对江青，也一起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作客，他用 “难兄难弟” 概括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想到1987年初，我们又成为 “难兄难弟” 。他 “下台” 以后，我曾经对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说两个人之间可以是朋友而非同志，或者同志而非朋友。只要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彼此就会以同志相称。但是成为朋友，彼此还要有交友的愿望，只有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才成为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我和耀邦是同志加朋友这样一种关系，我珍视这种友谊，我们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他的去世使我深深悲痛。李春光转告的这话的意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我的确是很悲痛，但光是悲痛不行，还要作进一步的思索，还要进行工作，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特别是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对 “中国讣告学” 没有研究，不知在座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什么人可以在死的时候加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同志连这个也没有，他 “到不了”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规格。这本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观的存在。黎澍去世的时候很反对表现在八宝山灵堂里面的等级主义，但是它是存在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判断，耀邦当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方励之言论摘编
一九八七年一月
按：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共产党员方励之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讲话，明显背离四项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现将方励之的一些讲话摘要汇编，供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研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参阅。
目录
一、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三月）
二、方励之在北京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
三、方励之在美国中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四月）
四、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ー 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五、方励之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六、方励之和《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七、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八、方励之在同济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九、方励之在宁泼大学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十、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人民代表竞选讲演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
赵紫阳 “三权并立” 的要害是篡夺党权
中大红旗《铁战团》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深深懂得这个关键问题。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如何削弱、取消党的领导，乃至篡夺党权，从而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广东省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正是这样想、这样干的。一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他赤膊上阵，公开打出了所谓 “党权、政权、技术权” “三权并立” 的黑旗，妄图向党夺权。
在南海县大沥公社等地的会议上，他上下奔跑、声嘶力竭地叫喊： “今后人民公社必须党权、政权、技术权” ， “三权并立” ，“党委书记、社长、总农艺师应该是公社领导的主要核心。” 要提高农业技术人员的地位” ，“技术权威在党的会议上要有发言权。”
过了几个月，也就是一九六三年春，他在一个所谓《怎样组织今年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报告里，又一次发出了这种叫嚣，说什么 “担任科学技术的领导工作的干部，要同党的、行政的、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一起，成为各级领导的主要核心的。”
看，赵紫阳对那些所谓 “技术权威” 的 “总农艺师” 之流是多么的关怀备至啊！又是给权，又是要提高他们的“地位” ，简直把他们捧到了党的头顶上。我们要问： 这些叫做“技术权威”的“总农艺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他亲手批发的《关于1957年下半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接受党员和教育提高党员的指示》中，他说： “发展对象应该特别着重在学术上有地位和业务较好的有威信的人物中去挑选” ，“目前应反对过分挑剔的倾向‥‥‥对他们生活作风上的某些缺点或学术上遗留某些唯心主义观点 、则不应过分挑剔。”很明显，赵紫阳说“总农艺师” ，所谓 “技术权威” ，其实就是那些 “学者” 、“名流” 之类的人物，就是那些远没有改造好的、生活腐化的、带着花岗岩脑袋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赵紫阳公然把这些人拉入党，并公然用警告的口吻要我们党向他们“开放权力” ，给他们“技术权” “发言权” “领导权” ，甚至成为“各级领导的主要核心” 。请注意， “各级领导核心” 这是要害！赵紫阳的意思就是让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技术权威” ，从各级来篡夺党的领导权，实现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这跟 “三家村” 主将邓拓在《欢迎杂家》一文中所唱的 “重视杂家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 ，完全是一路货色！
“三权并立” ，这是老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贩卖的“二元论” 和 “多元论” 的变种。托洛茨基正是那么说： “政治ーー马克思主义的； 艺术ーー资产阶级的”。
“三权并立” ，这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中所提出的 “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 ”，把党分割成什么 “工业党 ” 、“农业党 ” 的翻版。赵紫阳紧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提出一个什么“技术权” 来，这恰恰证明他和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
“三权并立” ，这是对人民彻头彻尾的欺骗！在阶级社会中，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 “并立” 的 “权” ，毛主席说： “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技术也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下，技术也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服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但它们并不是并立的，在这里，党权起着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领域中，都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而赵紫阳却大肆鼓吹“技术权” 和“ 党权” 的“并立” ，鼓吹“总农艺师” 与 “党委书记” 的 “并立” ，实质上就是企图分割党的领导权来篡夺党的领导权，在“分工负责” 的幌子下，取消党的绝对领导！
“三权并立”论，是赵紫阳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发出的信号弹，是赵紫阳妄图改变我们党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严重步骤！ “三权并立”是假的，夺权才是真的！
赵紫阳曾自我辩解地说“三权并立”是必要的，“搞高产、高技术革命必须这样做”
这也是撒谎。列宁早就说过：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列宁又说：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如果象赵紫阳所说的那样搞“三权并立” ，无产阶级的统治也保不住，还有什么“高产” 、“技术” 可言呢！
篡夺党权，这是赵紫阳蓄谋已久的，早在一九五二年前后，他就到处游说： “由土地改革到生产运动” 是一个 “历史的转变” 。他逢人就说要“转” ，“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思想到组织以致工作方式方法，都要转变” 。他甚至向党下“令” ： “党必须要自觉，要主动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组织，而且一定要争取转得好，转得顺利。” 妄图要我们党放弃阶级斗争阵地 “转” 到只管生产的“生产党” “农业党”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可见，赵紫阳从来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篡夺党权的急先锋。
“蚍蜉撼树谈何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了赵紫阳企图篡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臭名昭著的“三权并立”也随着赵紫阳的彻底倒台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赵紫阳射向中央文革的一束毒箭
ーー批赵资料选登
赵紫阳这个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 ，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参谋部ーー中央文革一直怀着刻骨仇恨，谩骂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猖狂之至，反动之至。下面，我们选登了这方面有关部分材料，以供批判。
前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赵紫阳攻击说： “中央文革把阶级斗争看得太尖锐太复杂了，常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难道说群众斗群众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的吗 ？”
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内容是要求各地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要支持各省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会议开好。通知最后一段说： 对于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宜白天、晚上都批判，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好好检讨，改正错误。赵紫阳竟在书记会议上攻击说： “现在中央的文件真粗糙。这个通知最后一段，应单独写文件，怎么能写在这个文件里头呢？ ” 借此发泄他对中央文革的不满。
在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赵紫阳大肆攻击伯达同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陈同志报告时，大家提了很多意见。” 当传达伯达同志提出的非此即彼，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时，他说 “这一段到会同志很多意见，将来发正式文件时，可能要修改。” 当传达到陈伯达同志批判反动血统论观点时，赵紫阳又说： “这一段到会同志也有很多意见，难道这就不讲出身成份了吗？”
十一月中旬，赵紫阳又对李子元、张云说： “关于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态度，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思想就不通，现在也没有解决问题，搞不好，将来又得向多数派作检讨。” 并说： “刘志坚也研究这个问题，他也在考虑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 他还恶毒地说： “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先发给各个红卫兵组织，那就要发生爆炸性的问题。“ 后来，文件发的比赵紫阳原来说的时间晚了一些，赵紫阳就说： “为什么现在还不发下来，看来可能要修改吧！
同日，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 “从王任重那里看到简报，对工矿、农村文化革命的进行，中央是有分歧的意见。“从王任重口气来看，是有不同意见的。 “看来要林总出来讲话才能解决。 ” 他又说： “中央文革听革命同学意见多，陶铸同志听地方党委的意见多。 ”
赵紫阳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关于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中关于如何处理黑材料问题时说： “这个指示中中央军委报中央时，并没有 ❛经群众同意❜ 一句，陈伯达同志批转时，加上了这一句，就成为 ❛经群众同意，才当众焚烧❜ ，这样就引起很多麻烦，很难执行，军队上对此也有意见。 ” 别有用心地散布军队与中央文革有矛盾的谎言。
赵紫阳攻击中央文革罪证如山，不容抵赖！
打倒赵紫阳！
裴淘 整理
〔蔵書目録注〕
上の二つの文は、 『红旗如画』 《批陶联 红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一月 第一期 の一面に掲載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なお、上文中の赤字は変更した字である： 梦寝以求→梦寐以求。
华夏风云丛书・怀逝篇
１９８９・中国一周
4.15ー4.22悼念耀邦同志纪实
≪中华英烈≫编辑部选编
宝文堂书店
〔口絵写真〕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京隆重举行
・赵紫阳同志致悼词
・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夫人李昭握手，表示亲切慰问
・4月18日中央美术学院学生抬着他们亲手绘制的胡耀邦同志遗像，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来
・4月18日，北京经济学院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耀邦同志
・4月18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首都高校学生
・4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知识分子的哀思
・还有儿童
・碑树人心中
・雨中（4月20日）
・4月22日，在大会堂前的学生
・哀思ー4月22日，大会堂前
・递交请愿书ー4月22日，追悼大会外景
・胡耀邦同志的孙子胡星星最后一次给爷爷献上一条红领巾
・盖棺论定
・送灵车
・胡耀邦同志的卧室
・胡耀邦同志在家中的办公桌及部分遗物
（感谢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提供了部分稿件）
目录
１ １９８９・中国一周 刘青
2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2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胡耀邦同志治丧活动发表公告
27 耀邦同志走了 杨浪
29 哀思 洒满了校园 ‥‥‥ 黄勇
31 他心中装着老百姓 老百姓永远怀念他
33 倾注哀思 刘志伟 吴剑飞
35 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和遗体告别仪式4月22日在北京举行
36 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
38 一些人围聚新华门并冲击中南海
40 4月19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纪实 刘序盾 周坚定
42 农民的哀思 孙乃会 袁旭 汤家厚
44 有一些人在新华门前闹事
46 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 新华社评论员
48 我们怎样悼念耀邦同志 ≪人民日报≫评论员
50 时刻不忘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52 重要的是赢得民心 徐景春
55 十一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 孟晓云 王楚
60 在耀邦同志家里默默哀念 韩玉琪 谢宁
62 哀思满中华 故乡情更切
64 张勃兴张方前往中南海住地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
66 北京市公安局通告
67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告
68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京隆重举行
73 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赵紫阳
79 胡耀邦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85 再送耀邦一程 再看耀邦一眼 刘震云、张晓鸥、刘青
90 “ 生也耀邦 死也耀邦 ” 雷收麦、陈西林、墨宁
95 风一程 雨一程 壮歌送君行 ≪科技日报≫记者
100 追悼大会场外的天安门广场
103 4.22： 首都十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陈克学 等
106 民族的良知 张戈斐
109 耀邦 冬青 人民 张凯 章立凡
119 十里长街送耀邦 ‥‥‥ 新华社记者
122 忧思难忘 严世华
124 “ 公匆匆去矣 我好好做人 ” 韩虹、李兢、 孙树兴
126 深情的土地呼唤着英灵 张炳生 张贞宁
129 致胡耀邦同志夫人信 聂荣臻
130 耀邦同志，科技人员怀念您 钱三强
133 思想解放的先驱 胡绩伟
138 巨星陨落 举国悲伤 廖盖隆
143 悼耀邦 李锐
147 领袖・良师・朋友 张黎群
155 人格的力量 雷收麦
162 “ 人民没忘红军 红军也没忘人民 ” 罗开富
165 永远难忘的神交 梁信
168 他得到了耀邦同志的亲笔批示 程宝林
171 耀邦同志，您在哪里？ 陈风
173 他和各族人民心连心 沈纯 袁建达
177 他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成宝 长才
180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张海燕 张陆平
184 否定 “ 文革 ” 的先导 金春明 李振霞
187 耀邦同志与北京青年 龚青
190 耀邦同志和广东青年突击队 田心、张克明、曾建昭
193 胡耀邦同志和我们的团支部
199 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尚之 常兰
225 音容笑貌今犹在 相东
228 平凡之中见精神 陈次菲
230 耀邦遗愿会实现 祖国一定会绿遍 刘增录 罗伟雄
232 耀邦同志与家乡父老 钟劲
１９８９・中国一周
ー首都群众悼念胡耀邦活动实录
刘青 执笔
四月十五日
12：00 北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中央讣告和中共中央就胡耀邦同志治丧活动发表的公告。
12：20 东京 日本电视台、共同社、时事社几乎同时播发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接着共同社和时事社不断地播发号外，日本六大报纸的晚报版均在第一版刊登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大多加了黑框，几家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都是头版头条。政界、财界及日中友好人士很快纷纷发表讲话，对胡耀邦逝世表示哀悼。安倍宣布日方决定派特使参加胡耀邦的葬礼。
19：00 北京大学 下午就有人在校园里贴出悼念胡耀邦的标语和挽联，引起全校震惊。更多的人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得到消息，大饭厅前的三角地很快贴出了一些悼念诗文，许多师生上前围观、摘抄。
四月二十二日 〔下はその一部〕
7：00 天安门广场 在这前两天，北京刚下了大雨，天气很冷。学生们或坐或站一直等到天亮，广场上几个地下过街通道里，也挤满了避寒的学生。
学生代表高声朗读包遵信、吴祖湘、严家其等几十位知识分子致党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的公开信，使困倦的学生们为之一振。公开信全文如下：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进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和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开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开的报道。
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民主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构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 “集体负责” 等任何借口推卸个人。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攻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成长期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７时30分学生悼念活动开始，数千名学生围在纪念碑周围默哀。然后来到人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地坐下。
学生代表向当局提出三点要求：一、确保学生生命安全；二、瞻仰胡耀邦遗容；三、严惩 “ 4.20 ” 凶手，公布真相。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保证了第一条，对后两条未作答复，但决定打开广场的扩音器，对追悼大会进行现场广播。
学生对面，人大会堂周围，只要有军警调动，学生们就立刻作出反应，高呼口号；解放军爱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并齐唱 ≪ 便衣警察 ≫ 主题歌。
上の写真は、胡耀邦総書記の墓、江西省共青城富華山の耀邦陵園であり、下の≪胡耀邦同志生平≫が刻まれている。〔原文は、繁体字〕
胡耀邦同志生平
胡耀邦同志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九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胡耀邦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九零年二月七日
下は、案内パンフより。
胡耀邦陵园
胡耀邦陵园位于江西共青城富华山，坐西向东，俯瞰鄱水，青山碧水，钟灵毓秀。
胡耀邦陵园墓碑高4.43米，底边长10米，重73吨。三角形花岗岩碑雕刻着中国少先队队徽、中国共青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右上方耀邦同志雕像栩栩如生。墨晶玉花镌刻着《 胡耀邦同志生平 》。
1955年11月29日、1984年12月12日，耀邦同志两次亲临共青，三次为共青题名： 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
1990年12月5日，耀邦同志的骨灰安葬于富华山。
なお、胡耀邦総書記は、1983年に日本政府の招きで訪日し、昭和天皇に謁見、中曽根康弘首相とも会談している。（後に、中曽根氏は、上述の胡耀邦の墓を訪れている。）
下は、その時の訪日言論集である。
『中日善隣友好関係の新たな発展 －胡耀邦総書記訪日言論集－』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83年
〔口絵写真〕
・日本政府の招きで日本を友好訪問する胡耀邦総書記を空港で見送る趙紫陽、万里ら党と国家の指導者
・歓迎式典で中曽根康弘首相とともに儀仗隊を巡閲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天皇陛下と胡耀邦総書記
・中曽根康弘首相と会談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中曽根康弘首相主催の歓迎晩餐会であいさつを述べる胡耀邦総書記
・福田一衆議院議長（右三）、木村睦男参議院議長（左二）と会見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日本の国会で演説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日本各界青年のつどいで演説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胡耀邦総書記が中曽根康弘首相官邸で揮毫した題辞 「中日友好を代々伝えていこう」
・在日華僑代表と会見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東京で記者会見を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筑波研究学園都市で電子技術総合研究所の知能ロボットを参観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宋之光大使主催のレセプションでの中曽根康弘首相と胡耀邦総書記
・胡耀邦総書記が北海道開拓記念館で揮毫した題辞「力を奮って世界平和を擁護し、断固として神聖な国土を守り抜く」
・京都の嵐山の周恩来記念詩碑に花束をささげる胡耀邦総書記 その左は詩碑建設委員会吉村孫三郎委員長
・神戸のポートアイランドを参観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長崎平和公園の平和像に花束を捧げたあと談話を発表する胡耀邦総書記
・日本の少女から歓迎の花束をうける胡耀邦総書記
目次
・訪日する胡耀邦総書記の北京出発にあたっての空港でのステートメント（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日本を訪れた胡耀邦総書記の東京到着のさい空港でのステートメント（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曽根康弘総理大臣主催の歓迎晩餐会における胡耀邦総書記のあいさつ（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日本の国会における胡耀邦総書記の演説（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日本の経済団体の朝食会における胡耀邦総書記のあいさつ（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日本各界青年の集いにおける胡耀邦総書記の演説（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東京で在日華僑代表と会見した時の胡耀邦総書記の談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東京の記者会見での胡耀邦総書記の発言摘要（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NHKのテレビ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ける胡耀邦総書記の談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長崎の記者会見での胡耀邦総書記の談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胡耀邦総書記の中曽根康弘首相への感謝電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