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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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民政部
〔机密〕 统发文〔81〕328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厅（局）、民政厅（局）：
根据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的批示，现将《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发给你们，有关这项工作的未了事宜，请按报告中的意见，妥善处理。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 民政部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
抄送：高检、高法、全国人大常委机关党组、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
中央书记处：
粉碎 “四人帮” 后，一九七八年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做好安置和其他善后工作。这项落实政策的工作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已胜利结束。截止一九八十年底，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共改正了五十四万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五十五万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八的人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本着从宽精神予以改正的。今年上半年继续进行复查，估计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不过五千人。对失去公职的二十七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对原来工作安排不当的作了调整。基本上做到了量才使用，各得其所。另外，对被划为 “中右分子” 和 “反社会主义分子” 的三十一万五千余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基本落实了政策。对其中失去公职的作了适当安排。有关档案材料，也作了妥善处理。不少地方对贯彻这项政策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验收。实践证明，严肃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党内外深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它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促进安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使党的威信进一步得到恢复和提高。改正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放下了多年的沉重包袱，解放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不少人在四化建设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许多港澳、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籍华人，函电叠来称赞我党的这项决定，有的人专程回国探亲，表示要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贡献力量。总之，这项落实政策的工作，规模是空前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深远的。
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胜利，是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胜利，是解放思想，清除 “左” 的错误的一项成果。在落实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必须从 “左” 的错误思想中解脱出来
才能落实党的政策
落实政策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二十多年来，在 “左” 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右派问题成了不敢问津的禁区。虽规定右派属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当作敌我矛盾对待，与地、富、反、坏一起列为专政对象。一九六二年又有 “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 的规定，并成了一条戒律。一九七七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把反右派斗争中许多 “左” 的错误载入了经典。人们谈右色变。三中全会以前，一九七八年四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负责起草的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即中发〔1978〕11号文件，虽然宣布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还是重申一般不搞甄别平反的规定。当时有的同志就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九七八年六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摘帽工作会议上，一部分同志已经认识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问题，主张按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进行复查和改正。实事求是、错划多少就改正多少。另外一部分同志虽然也看到了扩大化的问题，但鉴于一九六二年中央已有的明确批示，思想顾虑很多。会议仍然维护了 “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 的戒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实践教育了我们，维护原来的戒律，违背了我党实事求的作风，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一九七八年九月报请中央批准下达的五十五号文件，明确规定： “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改正” ， “恢复政治名誉” ， “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 。打开了对右派不搞甄别平反的禁区。这是对十一号文件的突破，在我们思想上也是一个飞跃。
在两个 “凡是” 的禁锢和影响下，五十五号文件开始执行时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干扰。许多同志怕这样一来，否定了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派斗争 “这场伟大革命” 的成果，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了革命路线；怕搞乱了；怕说以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在实际工作中，顾虑重重，如履薄冰。一九七八年九月摘帽办公室又在北京召开了十省市座谈会，学习五十五号文件，大家都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具有历史意义。但对贯彻执行有程度不同的畏难情绪，有的同志要求发些案例，定个改正比率。当时一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也不敢冒然申诉，徘徊观望，虽喜犹惧。因此，从发布五十五号文件到三中全会几个月内，全国范围里的复查改正工作，尚未认真开展。
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全会提出 “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方针，并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实事求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榜样。全党同志开始从两个 “凡是” 中解放出来。一九七九年二月，我们召开了全国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公安部、中央党校、河南永城县委等单位介绍了他们解放思想做好复查改正工作的经验。宋任穷、刘澜涛等同志到会讲话，着重阐述了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并且第一次提出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 的问题。他们在讲话中还指出： “改正错划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 ， “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 。这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也是解放思想的促进会。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地、县都召开了类似的会议，不少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出席讲话，主动承担当地扩大化错误的责任，做解放思想的工作。在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落实这项政策的工作进展很快。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全国改正了四十九万人，有二十一万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不少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园，“断绝关系” 的父子，重新欢聚。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博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它的重大意义，越来越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
长期形成的 “左” 的错误思想，总要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当批判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时，一些同志，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认为改正右派错案 “右了” 、“过头了” 。中央四十三号文件第六条规定，错划右派改正后 “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 。使应该、也正在落实政策的二十余万人的问题搁浅起来，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陷于停顿，上访猛然增加。中央针对这一情况，就如何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又下达了中发〔1979〕65号文件，使这项落实政策的工作得以继续开展起来。随后，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复查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42号文件，使反右派斗争中所有遗留问题，从政策规定上得到了较彻底的解决。
随着复查改正的深入进展，党内外有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的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有的同志，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冕、假、错案混为一谈。被改正的同志绝大多数表现很好，顾大局，向前看。但也有少数人要求过高、纠缠旧账。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 “关于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复查请示” 的通知》中，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严肃地指出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全盘否定反右派斗争的观点 “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 。还指出，改正的人有三种情况，除了完全划错了的和发表了错误言论但根本立场上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以外，一部分人是属于可改不改而从宽改正的。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这场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这个文件是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总结。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不断地清除 “左” 的思想影响，克服片面性、端正思想路线，才能正确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解放思想的基础
解放思想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就是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客观实际，发表意见，处理问题。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对右派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先后到了十五个省、市，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处理了两万三千多件群众来信，接待来访群众一万三千多人次；查阅了数百份被划为右派的人的档案。各地摘帽办的同志都同样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对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斗争中扩大化的始末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增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感和迫切感。大量事实表明，一九五七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有的是杀气腾腾。对这股思潮的批判，对这种进攻的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思想片面和工作中的错误，以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把斗争推向全国时，产生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一些正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当成了右派的进攻，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许多同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错误地划为了右派。有的地区、有的单位打击面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如河南永城县全县将近三分之一的干部划成了右派，中共蚌埠市委监察委员会十一名干部划了十名右派，湖南日报一百一十二名干部，划了五十二名右派。河南、安徽一些县有一半左右的中、小学教师被划成右派或因右派问题受到处分。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违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不应采取极端政策的指示，都给了较严厉的处罚。是共产党员的，都开除了党籍；当时有二十一万人被开除公职；降级留用的，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加重了处理。到一九七八年，原划右派中除亡故的五万五千余人外，只有十六万人有工作，而且多数用非所长。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流落农村、街道 “自谋生活” 。被划为 “中右分子” ， “反社会主义分子” 的人，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处分。据不完全的调查统计，有三十余万人需要妥善安置。这个面宽罚重的扩大化错误，严重地伤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损坏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改正这些错案，消除扩大化错误的影响，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正是在调查研究中、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对右派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不断解放，为处理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办法、措施也不断地完善。两年中我们代中央起草的七个文件、电报，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受到实践的检验，既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符合国家当前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是可行的、正确的。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调查研究是解放思想的基础。
三、全党都要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还要
有必要的组织措施和物质保障
使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开花结果，必须有必要的组织措施和物质保障。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取得成功，在具体工作上除了党委领导，全党动手，群众路线，这些普遍的重要的经验外，突出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都有专门的工作班子。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组成摘帽工作办公室，负责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具体工作。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处理右派问题的领导小组，由组织、宣传 、统战、公安、民政、人事、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都抽调一批有一定政策水平的同志组成专门工作班子。山东全省有九千六百多干部参加了专门班子的工作；上海市参加摘帽办公室工作的共有三千余人，江西县以上摘帽办公室工作人员有两千一百余人。全国约有十几万干部，为落实这项政策整整付出了两年多的辛勤劳动。二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国家劳动总局拨出三十五万专项劳动指标，解决安置问题。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广开门路，想方设法对一些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作了妥善安置。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都支出一定数量的经费，解决实际困难。如安徽省在一九七九年地方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五百万元用于处理这个遗留问题。仅困难补助一项上海就拨出二百八十一万余元，山东拨出一百三十五万元。使一些长期失去工作、生活困苦的同志有了为社会主义效力的条件，使政策落到了实处。
四、善始善终处理好未了事宜
从全国范围说，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已胜利结束。由于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时间拖得长了些，有些地方留有尾巴；也有的政策规定前后左右照顾不周；宣传上不很全面。还有一些末了事宜需要妥善处理，要一抓到底，件件落实。我们建议：
１．有些人的具体问题，中央文件没有规定或几处规定不尽一致的，由本人现所在地根据具体情况，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解决：跨省、市、自治区安置的，由本人现所在地按照政策，妥善安置，不能推诿，不要留尾巴。
２．对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子女要求回城、就业或按知青对待的问题，中央已有既定政策，有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情况，变通处理是允许的。但应照顾到左邻右舍，对外省、市、自治区迁入本省、市、自治区的受株连的子女，应一视同仁。
３．各级党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清理 “左” 的思想，解开疙瘩，增进团结，解决好落实政策中的末了事宜。
档案材料尚未清理的，要按照中央组织部的有关规定，抓紧清理，消除影响。
４．中央五部摘帽办公室宣布撤销，遗留问题，分别由各业务部门处理：有关右派问题的申诉、信访，由中央统战部负责处理；有关安置、工资、福利等方面的问题由国家劳动总局和国家人事局负责处理；涉及判刑、劳教、户口等方面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负责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对有关遗留问题的处理，由当地党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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