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战争经费从那里来？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经费，目前是依靠发行新的公债、税收和发行货币。货币发行额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五亿日元增加到一九四〇年初的三十五亿日元。
日本国内公债，一九三七年发行十四亿八千五百万日元，一九三八年为四十三亿五千六百万日元，一九三九年是五十二亿八千万日元，而在一九四〇年为六十亿日元。在一九四〇年中，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担负了八十五点六日元公债，同时，纺织工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二百至二百五十日元，由此清楚地说明，强力推行的公债压在日本人民群众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在战争期间，日本的直接和间接税，从一九三七年的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增到一九四〇年的三十九亿一千万日元，仅直接税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增加到空前的程度，日本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日劳动时间延长到十一至十二小时，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劳动人民由于国家粮食的极端困难，生活状况恶化。特别是感觉到农产品的不足。这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不足，牲畜总头数的急剧减少，农具的不足，耕地面积的减少等等引起的。所有商品，特别是日用品的价格增涨。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当权阶级用残酷的迫害，试图镇压这种情绪。例如，仅在东京，根据官方的材料，在一九三八年被指控为反战活动而被捕的就达一万三千人。日本军队中的反战情绪也在增涨。在好些情况下，军队中的不满，表现为拒不接受司令部命令，甚至发生士兵骚动。
很清楚，日本的国内情况迫使它要尽快地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当前整个国际形势也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采取这样的政策。日本力图从欧洲战争中得到好处，它不仅力图在中国巩固下来，而且要夺取印度支那，暹罗、印度尼西亚，或者至少要在这些地区站住脚。如果形势有力，甚至在菲律宾、香港和缅甸也这样干。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迫使中国投降，使自己尽快解脱在中国的双手。这也较好地说明了日本内阁发生变动（米内辞职，近卫内阁接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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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不顾一切困难，不投降，继续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用什么来说明，装备不好并且由于多年内战而削弱了的中国人民，能够顽强地抗击装备好得多的敌人，并有成效地进行着民族解放战争呢？首先，这是由于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被内部矛盾而分裂着的中国，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在三年过程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
民族统一战线是根据共产党的倡议建立的。早在一九三一年，当日本人占领了满洲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一切武装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出满洲。一九三五年八月，当日本企图夺取河北省时，共产党号召人民及所有中国军队，联合民族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此后，共产党又不止一次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西安事变时（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中国共产党防止了新的大规模内战爆发，并且奠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最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日本人侵入华北和华中、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个月以后，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为了抗日，相互合作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先生说： “ 在民族生存的危急关头，只有本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
在两大政党ー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合作以后，中国其它的政党和派别参加了民族统一战线。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
中国开始作战时，没有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司令部。除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央军外，还有红军和许多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多年来互相敌视。中央军，尤其是地方部队训练和装备均不好。中国的军队那时总共约有六百架过时的飞机，枪支、炮弹、子弹不够用。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一切中国军队服从统一的司令部。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和军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广西一省就动员三百万人参加军训，四川省有五百万人。云南省派到前线的有二十多万经过训练的战士。在湖南省，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的男子均经过军训。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陕西、甘肃、河南省动员和训练了四百万人。游击区人民的军训工作成绩特别大。
在驻有八路军（ 其前身为红军 ）的游击区，甚至儿童也帮助军队做工作，当交通员和侦察员。妇女们从事卫生方面的工作，不少妇女在经过军事训练后，与男子一样，自愿奔赴前线，仅在晋察冀边区就有三百万人经过军事训练。
在组织游击斗争和建立游击区方面，八路军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在一年过程中，这支部队参加了八十次大小战斗，打退了日本人的多次进攻，并钳制了华北的大部日军。现在晋察冀地区成为最大的游击根据地，控制着七十多个县，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一千二百万左右的人口。
八路军的另一支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山西省的西北地区作战，在那里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根据地控制三十个县，有约二百万人口。
由朱德直接领导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山西、河南地区作战。这里游击队控制了六十至七十个县。八路军的这些部队给予另外在徐州、武汉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以大力支援。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一百多次，并且不只一次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这部分八路军打退了日本军队大兵团在九个不同地点同时发动的进攻。
此外，八路军司令部还建立了一些武装的队伍，派到敌后进行游击战。
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内，八路军进行了一千八百多次大的战斗，抗击了集结在它的活动地区的五万日本军队。日本第一一〇师指挥官桑木在一次向日本最高司令部呈报的秘密报告中被迫承认： “ 用巧妙的组织办法，他们（ 指八路军ー林彪 ) 赢得了很多人。他们的基础很深，这使镇压与绥靖的工作非常困难。”
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四军。这支军队的游击队甚至对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进行了袭击。他们破坏最重要的铁路和电报线路，使日本驻军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中。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可靠的支柱。
由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参政会和省、县参政会的建立，以及村长制度的民主化。一九三八年七月建立的全国国民参政会有各抗日政党和组织的代表。
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召开国民大会以通过中国宪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已被国民政府批准。国民大会预计在一九四〇年底召开，而目前全国已广泛展开了准备大会的运动。
实现国民政府的下述措施，对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措施是发表抗战任务和建国纲领，颁布反对贪污犯和反对胡作非为的官吏的法律，枪决某些特别可恶的贪污犯以及腐化的官吏、县长、省长以致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这些措施有助于健全行政机构，减少贪污、非法征税、官吏专横等现象。
尤其是在十年的禁止和迫害之后，头一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举行了纪念 “ 五一 ” 的活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将导至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提高，吸引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
游击区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例如陕西省的县长由人民选举，安徽省的县长同时是游击队和自卫队的领导。
在八路军驻地的陕甘宁边区，一切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并且必须经常在选民面前报告自己的工作，如果他辜负了信任，人民在任何时候有权撤销任何官员。一切县长，一切政府机关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作战时他们在第一线，而在 “ 和平 ” 时期则进行大量的建设工作。
在战争过程中，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从现在的敌占区及时地撤退了最重要的兵工厂及一些大的国防企业。在中国西南及西北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新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可以保证军队最低程度的需要，其中包括供应它最必须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枪支，子弹、炮弹、榴弹等等。目前，由政府领袖蒋介石领导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拥有四十五个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还建立了三万个小型的工艺合作社，为军队从事必须的日用品的生产，制造装备和军服。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动员一切经济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方面，还有巨大的任务。
在中国，也采取了某些改善农民和工人群众状况的措施。在重庆地区，目前集中了十万工业工人，工人们提出了建立统一工会的要求，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重庆市印刷工会，纺织工会（ 包括大型工厂 “ 益丰 ” 工厂的工人）正在发挥其作用。工会正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在许多省份，不顾地主和部分官吏的反对，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在八路军的地区，处处减少地租。山西省在 “ 公平分担战争负担 ” 的口号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地租减少一半。把荒地，甚至是私人所有的荒地，交给农民协会和由敌占区来的难民耕种，是政府的重要措施。在陕甘宁边区和受八路军支配的地区，都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旨在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措施，由于存在民族统一战线，并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是可以作得到的。但是，这些措施远远没有到处实行，而实行这些措施是中国人民胜利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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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证明，中国人民不顾一切困难，要求继续与侵略者斗争，并且能够与侵略者继续进行斗争。中国也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