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光辉战斗的一生
（供内部学习参考）
北京医学院政治理论教研组编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
说明 〔省略〕
第一部分
悼词
第二部分
周总理生平‥‥‥北医政治理论教研组编
１．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
２．周恩来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
第三部分
回忆敬爱的周总理
１．五四运动的回忆 ‥‥‥邓颖超 （原载《中国青年》1949年第7期）
２．中共旅欧总支部（摘录） ‥‥‥何长工 摘自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74ー75页，1958年）
３．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魏国禄
４．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的日子里‥‥‥刘江萍 （选自 “中国人民解放军30周年” 征文） 原载《中国青年》1957年第13期
５．武汉撤退之前 ‥‥‥唐士吉 原载《解放军文艺》1961年10期
６．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 ‥‥‥龙飞虎 1959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７．诗一首 回忆这首诗 ‥‥‥罗髫渔 原载《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4期
８．回忆敬爱的周总理 ‥‥‥颜太龙
９．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市文史馆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10．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北京图书馆整理
第二部分
周总理生平‥‥‥北医政治理论教研组编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 〔下は、その一部〕
一九二七 － 一九三七 〔下は、その一部〕
1936年间，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对在陕西进行反共战争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许多工作，争取他们首先和红军停战，1936年4月，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秘密谈判。我方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同志，对方代表张学良、刘鼎（地下党员），双方密订停战抗日协定。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 “西安事变” ，捕逮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以此为借口，企图发动全面内战，为日寇效劳。党内张国焘等人，也提出了所谓 “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 的错误主张。当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立即打电报给我党，要求我党派人去解决问题（他军事上考虑周到，但政治上没有主意了）。毛主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当前国内外形势，高瞻远瞩，纵观全局，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定，以便逼蒋抗日。决定全力援助张、杨，并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前往西安解决问题（同行有叶剑英、博古同志）。当时形势十分紧急，亲日派的军队已经逼近西安，扬言要轰炸西安，战事一触即发。周恩来同志不畏艰险，于16日下午1点，就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了西安，向张、杨作说服工作，并和被俘获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同志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逼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条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进行抗日战争打下了基础。之后，周恩来同志留在西安工作，到第二年三月才由西安回到延安。
1937年5、6月间，周恩来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来往西安和延安之间，同国民党进行如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
周恩来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 〔下は、その一部〕
一九五六年 〔下は、その一部〕
10月，发生了 “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采取投降主义路线，把匈牙利人民的胜利果实拱手交给反动派。在这严重时刻，周总理接受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的委托，到莫斯科逼着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总理坐着坦克到布达佩斯去处理发生的问题。周总理这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五九年 〔下は、その一部〕
3月19日西藏发生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总理发布 “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
第三部分
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 〔下は、そのうち「西安之行」の全文〕
龙飞虎 著
西安之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住了蒋介石，爆发了 “双十二事变” 。那时，我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听到这件事情，非常高兴。提起蒋介石，我们真恨之入骨。他 “剿共” 剿了上十年，杀害了我们很多同志，这下给捉住了，真是大快人心！
12月14日上午，我们正在上课，校部突然要我和邱南章、龙家贵、杨家堡四个人马上到校部去。
中午赶到了校部，副教育长刘亚楼同志听说我们来了，亲自赶到室外来迎接，我们一放下背包，就向他要派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他没有直接答复，只是叫我们先到军服工厂量衣服。当天，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身灰色的国民党式的棉军装。晚上，刘亚楼同志请我们吃饭。吃饭时，他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了一下，然后笑着说： “小鬼，你们有福气，要坐上飞机啦！” 我们听了都高兴得跳起来，想问个究竟。他却说： “具体任务，到李克农同志那儿去问。”
我们四个人兴冲冲地跑到李克农同志那里，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说： “周副主席要去西安，派你们去当卫士，愿意吗？” 我们一听是保卫周副主席，打心里高兴，哪有不愿意的呢？李克农同志笑了笑，又说： “你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又是保卫干部，党信任你们，才把保卫副主席的任务交给你们。” 接着他教了我们一套有关国民党军队的礼节和待人接物的办法，最后他说： “任务艰巨呀，小鬼！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我们向他敬了礼，连蹦带跳地跑了出来。
回到宿营地，已经很迟了，可是四个人都睡不着觉，躺在炕上望着窑顶，一想到要去保卫周副主席，恨不得马上就到周副主席身边。这一夜的时间显得特别长，老不见天亮，我不时啐口痰，怨起老天来。
15日清晨，天刚刚亮，我们一翻身就跳下炕来，飞快地去找周副主席。一跨出门，啊！好大的雪，黄土高原变成了白银世界，大雪纷飞，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人。天气虽然冷得滴水成冰，但是我们感到心里非常暖和，一点也不冷。冒着风雪，跑啊，跳啊，终于见到了周付主席。他也穿着一身灰色的棉军装，蓄着又长又黑的大胡子，两只眼睛炯炯发光。我刚见到他时，确实有点畏缩，不敢和他多说话，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二十几个人骑上从骑兵团挑选来的二十匹蒙古马，每个警卫员都佩带一支二十响手枪，雄纠纠地显得很威武，冒着大风，踏着白雪，我们向延安进发，要到延安转乘飞机去西安。付主席骑的是一匹枣红色的大马，他在马上不时地侧转头察看路两边，又和靠近他的同志谈话。一直走到天黑，才在安塞附近的一个庄子里住下来。这个庄子只有十八户人家和一些破窑洞。晚上我们就挤在两个窑洞里睡觉，付主席也和我们挤在一起。他一直忙着招呼别人睡觉，我们向他说： “你骑了一天马，先去休息休息吧！” 他不肯，非要别人睡了他再睡。这天晚上付主席知道我们是由红军大学调来的，就问起学校里的情况来，我们一一的告诉了他。他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问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我说知道一些，就讲给他听。他听了后鼓励我说： “好嘛！以后还要努力学习。” 我们点了点头感到特别亲切，早上那种畏惧心理一下子都消逝了。
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驻地。这一天天气特别冷，北风呼呼，砭人肌骨，周付主席身上只加了一件棉大衣，我们都担心他吃不消； 然而他一路上有说有笑，好像不感到冷。下午，我们赶到了延安。这时延安城还被国民党土顽军队占着，国民党的 “县大爷” 黄仁坤听说我们来了，慌里慌张地命令他的保安队，不准我们进城。我们只好绕到南家坪，又找了两个破窑洞住下来。
天蒙蒙亮，我们又上路了，因为国民党不让进城，只好从枣园插到杜甫川，走另外一条道到飞机场去。这是一条小道，又窄又滑，很少有人走，骑马就更难通行了，大家只好下马步行。我们怕付主席滑倒，走到他身边想搀着他走，付主席一看，笑了起来，并说： “嗬！你们真把我当成老人了，我可不比你们这些小青年差劲，不信来比比看！” 说着，他就在陡滑的山道上轻捷地走起来。
走到七里铺，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飞机声，我们就停下脚步侧着耳朵倾听，声音渐渐大，果然飞机来了，不一会，就在延安城上空盘旋起来。为了赶乘飞机，周副主席就拿出一张名片，叫徐参谋到延安城里去见国民党的县长，让我们进城抄近路去飞机场。
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县长是个老土顽，徐参谋说烂了舌头，他还是不让我们进城；徐参谋脸气得煞白地跑了回来。我们只好从城外转到延安东门，傍着蜿蜒的延河往飞机场走去。
刚刚进入飞机场，张学良派来接我们去西安的一架波音机正好停下来。这是张学良的专机，坐不下20多个人，有些同志被留下了，我和杨家堡同志就挤在行李舱里。下午一点钟，飞机从延安起飞了。当时正下着大雪，鹅毛似的雪花漫天飞舞，天上地下白茫茫的一片。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飞机在西安南门机场降落了，张学良派了人来迎接我们。我们下飞机后就坐上汽车进城，这时天已昏暗下来，沿街的商店大部分关了门，路上行人很少，到处都有荷枪的士兵，空气很紧张，好像大战临头似的。后来才知道，当时的确是大战临头了，亲日分子何应钦指挥两路大军向西安夹击，并企图派空军轰炸西安，妄想用武力压下人民的抗日要求。
当时西安城里相当混乱，为了不惊动人，进城后我们先在东门一个名叫王铁匠的家里休息。因为快要同张学良等会见了，有位同志对付主席说： “请把胡子修一下吧。” 付主席不仅接受他的意见，还接着说： “干脆剃了吧！” 当时红军生活非常艰苦，连刮胡刀都没有，王铁匠家里也没有剃刀，付主席说： “弄把剪刀就行了。” 于是找来了一把大剪刀，付主席就对着镜子剪起来，剩下的胡茬长短不齐，可付主席倒挺满意。后来，张学良见到了周付主席，第一句就问： “你的胡子呢？” 付主席说 “剪掉了。” 张学良还惋惜地说： “唉，这么长的胡子剪掉多可惜！”
在王铁匠家里休息了一会，我们便搬进张学良公馆。张公馆是三栋三层楼，张学良住在中楼，周付主席和我们住在东楼，蒋介石就关在前面的高桂滋的公馆里。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就设宴招待我们，是中餐西吃，张、杨两位将军亲自为我们分菜。
周付主席到西安后就忙碌起来，每天出去很早，回来很晚。那几天，西安的形势也确实紧张。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兵气氛填膺，一致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南京亲日分子指挥的 “讨伐” 大军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付主席整天不是和杨虎城、张学良谈话，就是和蒋介石谈话，还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谈话。我那时对西安错综复杂的局势虽然知道一些，但是不很理解，付主席有时就给我们讲，并且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讲给我们听。现在回忆起来，更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眼光远大。当时要是把蒋介石杀了，不仅不能解决一致抗日问题，反而会引起国内的混战，日寇就会乘机併吞中国。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于周付主席的斡旋奔走，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当天上午乘着一架银色的双引擎飞机离开了西安。
此后，周付主席还住在西安，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才和博古等同志一起回到延安。
在周付主席乘张学良飞机飞西安的当天，延安城就被红军解放了。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都迁来，这里成为中国的民主圣地。周付主席回到延安后，仍继续为祖国的生存而奔走，经常来往于西安、南京等地。
延安南边约六十里的地方，有座劳山，是黄龙山脉的一个分支，劳山虽不怎么高，但满山都是原始森林，阴郁郁的。在这座山盘踞着一股国民党的政治土匪，有三百多人，这股土匪经常袭击解放区和红军，抢劫财物，残杀百姓。
1937年5、6月间，周付主席从延安到西安去，和国民党谈判改编红军问题。那时红军没有小汽车，只有几辆旧的大卡车，付主席就乘大卡车去西安。那天，他坐在驾驶室里，车斗里坐着两个警卫班。早上，车子从延安出发了，谁知道这一行动给劳山的国民党政治土匪知道了，他们就设下毒计，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山谷里伏击副主席。
这天大风卷起漫天黄沙，遮住了太阳，卡车沿着山路，费力地向上爬，缓缓地穿过阴暗的原始森林，进入谷地，再向上爬。正走在二个坡之间的一段平路上，突然遭到国民党政治土匪的袭击。敌人凭着周围山头的工事，以密集的火力交叉射击卡车；一开火，司机的腿就被打断了，汽车靠着路旁停下来。车上的战士马上向敌人还击，虽然敌众我寡，战士们仍然英勇抵抗。这时付主席疾速地拉开车门，跑出驾驶室，在同志们的保护下沿着一条小山沟徒步走了几里山道，到了三十里铺。驻在三十里铺的红军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口气跑到劳山；但赶到那里时，敌人已经逃跑了。
在这国民党预先安排的阴谋事件里，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跟随付主席多年的陈有才参谋就是其中之一。据战士说，陈参谋负重伤后，被敌人捉住了。敌人在他身上搜到了付主席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付主席，便审问起来。陈参谋不仅不回答他们，而且愤怒的斥责他们的不明大义和卑鄙无耻。敌人老羞成怒，就用刺刀把他刺死了。
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从这里充分地暴露出来了。正当我们共产党和周副主席为祖国的生存和统一，为了共同抵抗民族敌人的侵略而奔波的时候，他们却使用了毒辣手段，制造了血腥的谋杀案。同时，这也充分看出蒋介石忘恩负义的流氓嘴脸。我们共产党在 “西安事变” 中不记旧恨，千方百计地劝说张学良把他放了，让他活着回到南京，而蒋介石却反过来要置周副主席于死地。这是多么阴险、毒辣和卑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