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鹏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 一 ）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 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 “ 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 ” 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 世界经济导报 》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 “ 平反 ” ，为反自由化 “ 翻案 ” 。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 世界经济导报 》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 “ 五四 ” 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 、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 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遥言，蛊惑人心； 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 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 》 发表了 《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 “ 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
《 人民日报 》 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 “ 拥护共产党 ” 、 “ 拥护社会主义 ” 的大标语，并把先前 “ 打倒腐败政府 ” 、 “ 打倒官僚政府 ” 、 “ 打倒独裁统治 ” 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 “ 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 ” 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 、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 人民日报 》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 “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 ，“ 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 。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 “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 。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再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 “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 ，“ 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 。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 “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 。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 “ 难免 ” “ 有人企图利用 ” ， 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