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衰落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政治。
影响舆论的媒体也难辞其咎。
2019年10月20日
以下是《正论》杂志独立版第二卷中一篇独特特写的节选，标题为《堕落的媒体》和《媒体为何堕落？》，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向我推荐了这篇文章，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和采访，标题为《因为他们不写真相》。除了标题，文中强调的内容均为我本人所写。
泷田
：你们两位作为《产经新闻》的记者，多年来一直报道日本国内外的情况，所以我想请你们谈谈媒体现状。
主题是“衰落的媒体”，但你们认为媒体为何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
高山
：当人们被问及日本的问题时，他们通常会说反对党做事草率，或者自民党过于墨守成规。
但导致日本陷入这种状况的不仅仅是政治。
对舆论产生影响的媒体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
例如，东日本大地震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工厂引发的问题导致日本逐步淘汰核能。
当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依赖核能和建造更多核电站时，日本却逆流而上，将东京电力公司称为最恶劣的恶棍，但这是不对的。
福岛事故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建造的核电站缺陷引起的。
然而，媒体甚至不提通用电气的名字，也不报道任何事实。
即使涉及到辐射污染，每年1毫西弗特的限值是美国制造的笑话，但他们甚至不提这一点。
他们无意报道真相。
斋藤
有些媒体对东京电力公司持反对态度，但它们很少报道技术细节。
高山
不应该只针对东京电力公司，但报纸没有报道应该报道的“事实”，而是带着反核电站的意识形态进行报道。
判断的标准是“站在弱者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东京电力公司就是坏人，被迫撤离的人则被描绘成弱者。
报纸认为他们的使命是立即压制任何持不同观点的政客或评论员。
斋藤
这完全是报纸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种现象并非仅存在于日本。
当斯大林处于权力巅峰时，《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对他十分崇拜，却隐瞒了乌克兰数百万人正在饿死的真相，反而对斯大林大加赞赏，甚至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
不久前，乌克兰人民在纽约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至少撤销普利策奖。
高山
意识形态至上。
泷田
当你们都作为现场记者活跃时，媒体是否像现在这样受到批评？
斋藤
有一段时间，只有《产经新闻》受到批评。
高山
但即使翻阅旧版《产经新闻》，也会看到赞扬屠杀台湾知识分子的蒋介石为反共英雄的文章，同时刊登日本中国归国者协会（Chukiren）关于中国人被烧死在熔炉中的报道。
有几篇文章与《朝日新闻》本田胜一的报道类似。
斋藤
正伦》创刊于1973年。
那是我入职的第二年。
高山
即便在《正伦》上，也有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报纸不可避免地会被各种主义所左右。
有些事情我们在战后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做了。
泷田
1982年（昭和57年），教科书问题出现了。
报纸都报道说，日本文部省在审查教科书中强行将“侵华”一词改为“进军”。
高山
当时，渡边庄一在10月的《Shoku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教科书的争议，百万只狗向天空吠叫》，揭露了真相。
报纸假装没听到，但《产经新闻》改变了立场并道歉。
随后是《朝日新闻》的毒气报道（详见第35页）。
当时，《产经新闻》的许多社会事务编辑也犹豫不决。
其中一位说：“挑战《朝日新闻》，我们该怎么办？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会批评其他报纸。
另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想法，即“我们不知道日本军队在做什么。
因此，稿件被退回给了石川水穗。
他当时是新来的，没有这种理想主义的想法，所以他在社会版头版上做了很醒目的报道，说：“这难道不有趣吗？”
斋藤
：“正论”在公司里没有流行起来。
然而，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柴田浩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成为了《正论》系列的真正起点。
高山
：没错。
斋藤
：柴田先生回国后，在头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讲述他被驱逐出境的经过，大约写了100篇。
这一系列文章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中国的权力斗争以及中国共产主义的本质。这是《正论》的起点，它指责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令人发指的政权。
即使是普通读者和报纸记者也不了解苏联和中国是什么样的政权。
这种情况逐渐得到广泛了解，直到最近人们才终于开始理解。
高山
这花了很长时间。
即使在天安门事件期间，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稳定是件好事”。
邻国不稳定反而更好。
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当屠杀正在那里发生时，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最好的。
随着中国局势的稳定，从尖阁诸岛开始，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公共秩序都受到了破坏和侵犯。
邻国的稳定是最糟糕的事情。
韩国也是如此。
斋藤
天安门事件三年后，天皇（前天皇）访问了中国，我认为这要归咎于整个媒体。
产经新闻》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
当时，他们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的真正恐怖。
高山
正如您所写的那样（《正论》，2019年4月），“永远不要原谅俄罗斯”。
这正是反击那个假大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金先生）言论所需要的。
本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