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世界著名学者古田博（Hiroshi Furuta）的连载专栏《与伊壁鸠鲁的斗争》中的内容，该专栏从9月26日起在月刊《WiLL》上连载，共3篇。
不仅日本国民，全世界人民都应该阅读。
阅读加藤阳子的自传《周到而灵活》（发表于《朝日新闻》）
左翼学者的蜥蜴尾巴被砍掉
在8月1日的《朝日新闻》的“观点与论坛”栏目中，刊登了一篇似乎是东京大学历史学家兼教授加藤阳子的自传。
由于加藤女士之前的文章非常坦率，我认为这是一篇自传。
但似乎很多人认为这是学者的“抱怨和牢骚”。
她按顺序写道，她支持夫妻使用不同的姓氏，但除了自己的姓氏“野岛”外，还使用丈夫的姓氏“加藤”。
“我的配偶在一家补习学校教日本历史。”
我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但我也很尊重在补习学校教书的丈夫。
我也用加藤这个姓，这是她的意思。
采访者田中聪子（编辑委员会成员高桥顺子借用这个名字）向她询问了这件事。
她因无政府主义而受到批评，她说：“去年，NHK节目‘女权主义100分钟’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伊藤野枝的作品，她在关东大地震后被宪兵杀害。”
原因在于“过去和现在，女性应该负责照顾家庭的社会规范让许多女性饱受折磨”。
她认为，一直活跃于社会运动的野枝值得钦佩。
然而，在节目中，她受到了上野千鹤子的嘲笑。
这真的让我很难过。
“我认识很久的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也出现在节目中，她感到不解，问我‘为什么我——做事一丝不苟的加藤阳子会选择粗鲁的活动家伊藤野枝（Noe Ito）’。
野岛阳子（Yoko Nojima）说她非常不满。
我做事一向非常仔细。
然而，这有其原因：几乎所有日本社会学家都认为“家庭是虚构的”。
我曾向筑波大学的一群社会学家询问过这个问题，当我询问他们这种观点的逻辑依据时，其中最和蔼可亲的Noriko Tarukawa博士给我带来了一本西方人的书。
我觉得这太荒谬了，以至于我忘了书名和作者。
最终，这似乎是他们“研究”的默契。
对于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来说，野田因为“假”而忙于育儿和家务，是一个粗俗的活动家。
上野千鹤子的女权主义只是假的……
我在本系列2022年5月第34至36篇文章以及第38和47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
如果您想知道真相，请看一下。
无用研究将被淘汰。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政策是缩减和重组日本大学的人文科学系。
根据这一政策，“无用学科”将被淘汰。
我在《实用哲学》（Discover Twenty-One，2015）第三章“实用和无用学科”中已经写过这个话题。
这个故事是基于我作为大学行政人员的工作经验。
请查看筑波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师名单。
你会发现，一半的前社会科学系教师被归入了不同的类别。
我的工作是根据政治或文化方面对教职员工进行分类。
这使未经培训的人很难看出有多少教职员工被削减，但了解内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些职位尚未填补（点击“详细信息”部分）。
现在来看，你会发现政治学讲师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文化人类学讲师的人数也濒临灭绝。
然而，坏消息是，社会学这门日本最没用的社会科学，其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
社会学讲师们齐心协力保护自己。
东京大学为了应对这种淘汰压力，将各个系拆分，将讲师分散，但社会学系却一直保持完整。
也许这是因为上野和其他校友在不同领域抛出球来检查“左翼的尾巴”。
还是为了威胁他们的人？
此外，东京大学的韩国历史研究实验室处于半崩溃状态。
尽管如此，由于该组织充满了对进步历史观的信仰，在教职员工退休后，该职位不太可能再次填补。
顺便说一句，在《Hanada》杂志8月号上，重村智一先生（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写道：“遗憾的是，在日本，‘一流’评论员和记者并不参与韩国和朝鲜问题。我所指的‘一流’并不是指名人。我指的是那些在人性、洞察力和智慧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第212页）。他们勇敢地报道真相，因此我想真诚地回应一下。
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Masao Okonogi是天才藤井神谷的弟子。
尽管如此，他还是反对并坚持战争起源理论，认为朝鲜战争是由美国和韩国“入侵北方”引起的。
换句话说，他是个左派。
然而，1991年，当苏联解体，所谓的“斯大林电报”泄露，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入侵南方时，据说他在第二年对他的学生说：“我已经放弃了研究。从现在开始，我会在电视上露面”。
我直接听说了这件事，当时是日韩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员工，参加了Okonogi研讨会。
此后，他的研究论文由他的学生撰写。
铃木正幸先生（尚美学园大学前教授）撰写了七篇，仓田秀也先生（现为国防学院教授）撰写了五篇，平岩俊司先生（现为南山大学教授）撰写了三篇。
以上信息直接来自相关人员。
当我问他是否接手了这些书的写作时，他回答说：“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发现我付出了很多努力。”
他比他的老师做了更多的研究。
他的头号弟子Tetsugi支持Okonogi与出版相关的行政工作，而Furuta（甚至不是他的弟子）则支持与学术团体相关的行政工作。
他无法做任何实际工作。
尽管他利用学生做所有这些工作，但他从未帮助他们找工作，这引起了反弹，但他善于用人。
他把这种做法变成了对仓田的偏爱，这导致了内部纷争，使他们远离了学术界。
古田创建了现代韩国研究协会，但在奥野木之后，没有人支持它。
学术协会奖被命名为奥野木奖。
加藤阳子的老师
8月19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伊藤隆因并发症去世（《读卖新闻》，8月27日）。
他是个奇怪的人，虽然他是右翼，但他并不关心别人是左翼还是右翼，只要他们能做好学术工作就行。
他似乎能够立即理解阅读的内容。
2013年，当我寄给他我的书《Kami no hon wa Kaku kakariki》（筑摩文库）时，他立即寄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明白你有多么了不起。”
我不知道他喜欢这本书的什么，但他就像月光一样，有时会穿过树下的黑暗。
阅读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历史与我》（中央公论新社，2015年），我发现他是一位“永恒的学生”，似乎比战前老派学者复杂几倍，他说：“没有逻辑基础，实证研究就无法进行，我一直沿着这个框架进行研究。”
（第56页），并附有一张简单的图表，但我只是稍稍挑了一下眉毛。
还有几位与我同辈的人。
藤原宣克似乎是我真正喜欢的类型（第96页）。
如果你看看《文春在线》上的采访，据说他喜欢与人争执，很难相处。
他似乎与西边进有共同之处。
我认为这个人属于我所说的“数学家”
西边进、藤原信胜、唐谷浩司、高桥洋一等
私下里说，数学家其实左右逢源。
然而，由于他们以人文科学为导向，他们知道要想获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们选择了一边。
这是直觉与清晰、逻辑与经验主义之间的较量吗？
他们与“科学导向”的人略有不同，例如大森昌三、冈田英弘和平川祐弘。
后者更经常飞翔，并且是正确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很有说服力。
冈田英弘教授相信自然科学之神。
看看《历史与我》的序言开头。
您会看到一个“梦幻般的故事”，讲述他如何在平成时代开始后不久被召到赤坂宫，为天皇讲授现代日本历史。
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伊藤隆教授竟然能写出如此充满巫术色彩的文字。
他收到一支印有皇室菊花徽章的香烟，觉得很难看，我却觉得很好。
加藤阳子的家庭故事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加藤于1994年被任命为东大教授，仿佛是在伊藤教授于1993年离开东大后等待着他的。
让我们回到加藤的自传中。
故事转向了她的家庭。
“我见过我家里没有自主决定权的女性，”“我的父亲因疾病失去了第一任妻子，他的岳母和我们住在一起，”“家里总是有一种紧张感。我觉得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归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的母亲和婆婆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我的父亲。”“行使自主决定权是有时限的。我的继祖母和母亲不符合条件。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母亲的两个兄弟（1931年出生）可以上大学，但四个姐妹却不能上大学。所以，我早就决定，我要利用学习的力量来增加我的人生选择。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个优秀的学生......”。
据已故的JR东海名誉董事长Yoshiyuki Kasai先生称，加藤先生一家在琦玉经营一家铸造厂，生产火车车轮。
当Kasai先生得知此事后，据说他回答说：“哦，那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女性自决权以及她们父亲的意愿扭曲了她们的人生轨迹，这种观点完全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过去的批判性看法。
就像早间剧《虎与翼》的编剧吉田惠里香在1960年代让一对同性恋夫妇登场，从现在的角度回顾过去一样。
我们这些以写作为生的人不应该这样做。
否则，历史就会变得放荡不羁，我们最终会像韩国人一样。
韩国的历史剧都是这种情况。
如果你跳到20世纪60年代，不带你的当前价值观，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加藤先生的家庭对于“下层”阶级家庭来说是非常平静的。
正如我所说，我家在横滨艺妓街开了一家当铺，并不太平。
那里充斥着无知和黑暗，罪恶从仓库里渗出。
第三个亲妹妹被亲戚送走，长大后背叛了家人，卷走了姨妈的遗产，去年九月被发现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去年酷暑让地板上沾满了她的血。
知识分子阶级的恐怖
从那时起，加藤的写作就专注于忠诚度的竞争，向女权主义女神报告他对男人的仇恨，包括“被一个有后牙的男人打的故事”和“被要求嫁给我去美国的侮辱，因为当我读硕士时，女性无法在大学找到工作”。
最后，这个人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会写下日期，这样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愤怒，还会记录下‘获得研究和教学职位的日期’和‘首次去美国进行研究的日期’等等，然后摆出胜利的姿势。
“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抱着‘肩负特殊使命’的态度生活，我从未充分关注过过去或我这一代的其他女性。
是的，一点没错。
“我缺乏自信，甚至很自卑。”
这与《2021年11月》第28期专栏文章中描述的Kumiko Tochiori在遇到明治政治家之孙Arimasa Mori之前，或《2023年9月》第50期专栏文章中描述的Hannah Arendt在被Jaspers夫妇接纳之前的情况并无二致。
那些“下层”阶级的人从未见过“好人”。
正如我在第51小标题《知识分子的阶级力量》中写道的那样，即使“下层”阶级的人与上层阶级的人没有接触是痛苦或侮辱性的，但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他们的“缺乏阶级尊严”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出来。
耶稣是木匠的儿子，霍布斯是酗酒牧师的儿子，加尔文是河上摆渡人的孙子，路德是矿工的儿子，阿伦特是梅毒电工的女儿，施莱尔马赫是贫穷的军中牧师的儿子。
他们都在牧师、贵族家庭、修道院和上层家庭中接受再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存在所谓的“贵族义务”。
我不希望武田恒泰先生在他的视频频道上说“日本是一个统治者与人民同在、没有阶级之分”之类的话。
这是来自一个因阶级而受苦的人的请求。
